映象新闻

　　很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于建嵘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那是一个陌生的女孩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女孩说：

　　我找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人才找到您的电话，我想和您说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去很远的地方打工，经常很多年不能见到他们，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公务人员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失身了。

　　之后我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谈了恋爱，这件事始终压在心里，每一天都想找一个人说，但是找不到人。我不能跟父母说，不能跟男朋友说，不能和同学说，也不能和老师说，我不知道可以说给谁。

　　现在我想和你说。

　　讲完之后女孩大哭起来，哭完后大概一分钟，女孩说，“于老师我现在好了”，女孩笑了，然后挂断了电话。这件事触动了于建嵘，在当天晚上，他写下了一首歌，叫做《把你的忧伤埋在我心里》，也就是文章开头的这首歌曲。

　　在2月27日大象融媒《七里河畔》二月名家公开课上，于建嵘老师的演讲以这样一个故事开端，而在这首歌曲的背后，是一个曾留守儿童的悲伤往事。

　　留守儿童，也正是于建嵘老师这次为我们分享的主题。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

　　于建嵘

　　中国的留守儿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在农村有6000多万。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实际上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学的孩子中间有多少孩子们在农村，这些数字都可以告诉你。

　　今天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他们的父母要为生活到外地去打工，他们生活在农村，他们是一个特别的人群，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全世界都有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过程，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有这么庞大的人群。

　　一、孩子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首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父母在一起，我们永远不要认为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父母没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亲子，而中国留守儿童遇到的第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与父母分离，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不能像一般的家庭一样享受父母的关怀，所以他们的性格往往会表现出与我们平时不同的地方。

　　然后，父母外出给孩子们一些钱，金钱在这些孩子们中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对留守儿童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大量的数据证明，在中国今天出现的很多孩子们存在的问题，在留守儿童之间建的数据是中间一个非常大的部分。这不是说每一个留守儿童一定存在这个问题。留守儿童的管理、早恋等这些问题现在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存在的安全隐患，你们也可能知道贵州的惨案，4个孩子都死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留守。

　　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媒体中间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怎么解决是我今天想探讨的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应该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在2月4号专门公布了一个留守儿童文件，怎么关爱留守儿童、怎么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二、怎么解决孩子们的问题？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政府的责任：

　　今天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政府的责任。为什么要认清政府的责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留守儿童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国外有类似于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但他们可能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什么原因？中国制度的设置使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制度的第一方面就是户籍制度。许多年以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我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是隔离的，在这个隔离过程中，农民进城打工并不能完全把户口带出来。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许多资源配置是根据户口来配置的，比如说上学，比如说你在北京要买房子、买车子，都与户口相关，那么户口制度的改革，可能是中国解决留守儿童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八大以后中央已经开始改革户口制度，前年出台了文件是关于户口制度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允许农民把全国的户口分为四个层次来解决，一般的小县城已经放开了，地级市有条件的放开，郑州也是放开的，北京等大城市严格控制。

　　国家已经有了规定，但实际上我们要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还很困难，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务工的地方，户口是进不去的，比如深圳。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进到河南，进到郑州，你允不允许他在当农民工的时候带着孩子上学，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次国务院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允许孩子们能够进行义务教育，假如你们将来发现你们的孩子在郑州上不了学，你可以拿国务院的文件去找他们。但这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它有很多制约的条件，比如住房，农民工进城之后不一定能在这个地方建住房，这次国务院的文件也有规定，可以让农民工带着他的子弟在这里住廉租房，但是这个政策能不能实行有待观望。

　　农民工进城，我们要创造条件，要改革户口，允许他带孩子进来。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怎么返乡，这次国务院的文件特别强调了农民工返乡的问题。

　　实际上在义务教育问题上，怎么使农民工接受社会教育享受的资源相对公平，这次国务院的文件并没有完全解决，我认为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第二，家长的义务：

　　我今天要特别和各位强调一点，我们讲到农民工的时候，实际上忘记了一个义务的问题。

　　我访问了许许多多农民工的家长，他们都告诉我一点，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打工，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们有一个监护人的责任。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种观念，应该怎么去肩负责任。我认为应该向所有的农民工灌输一个观念，你赚再多钱，你对孩子的抚养是有责任的，你必须留一个人监督他。

　　这一点我提出来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包括很多朋友，他们都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出去打工”，这是不对的。这次国务院实际上采纳了这个要求，要求家长必须有人去监护。而我们往往没有这种义务的观念，我们有许多理由，有许多贫困，以未来的发展作为借口，但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次国务院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义务确定下来，认为家里面必须要有明确的监护人，两个人去一个可以，要留一个下来，假如两个人都要走怎么办？必须要有一个能承担起责任的监护。今天会发现许多存在的问题都是由爷爷奶奶去监护他，实际上在爷爷奶奶做监护人上，他们很多是没有这个监护能力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我认为无论我们怎么同情农民工的处境，我们对孩子一定有一个在法律上的制约，我希望每一个监护人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还有很多硬性的规定，比如必须通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去调查过没有，许多农民工可能一年都难得往家里面打个电话，因为他家里本来可能没有电话，于是就不能及时与这些留守儿童保持联系。

　　家长的义务是在未来几年我们这些人都要向社会灌输的一个理念，我们不要认为家长没有这些强制性的规定，我们应该有强制性的规定，家长都要承担这个义务。家长承担这些义务，对于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学校的职责：

　　学校有什么样的职责，可能很难从学校本身的工作中找到答案，但学校是有责任的。

　　我一直提到这几个观点，我认为学校应该建立关于留守儿童的档案，学校应该建立一些小分队，学校应该建立一些具体的班会，学校应该要有心理的辅导老师。虽然当老师的可能认为增加了一些负担，但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近几年我到全国许多地方去调查，有些地方做过试验，希望农民工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但很多教师认为这不应该是老师做的，应该是国家做的。

　　国家认为学校应该做，于是教师认为农民工孩子带的越多，留守儿童越多，问题就越大。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意识到中国农民工留守儿童严重性的原因所在。

　　在许多地方，可能办了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子弟学校都是违法的。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往往比那种所谓学校的老师更关怀，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往往是志愿者，他们有强烈的要关怀人的一个愿望，而我们许多公办学校的老师认为这增加了负担。

　　第四，社会的关爱：

　　社会的关爱是我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包括所谓的社区组织。所有的村委会应该要有一个为农民工子弟，特别是留守儿童活动的地方，有一些留守儿童特别的环境。

　　现在全国许多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做这件事情，但是都做得不是很理想。社会公益组织开展这样的活动是最为关键的，比如张文博（音）建了一个关爱农民工留守儿童的公益组织，他是焦作的，从英国回来建了这么一个组织，每天组织一些人去关爱农民结对子，我到他那个公益组织去看过。

　　实际上社会的关爱对解决农民工子弟、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是很多年以来，这个问题是政府所不允许的，我们很少有力量能够进入乡村社会，因为你进入了他会感到恐惧。

　　四年以前我曾带着我们的公益组织到了河南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建了一个农民工子弟的阅览室，捐了一些书。我们把那个地方组织起来，我每天在那里教课，带我的博士到那里给农民工教课，但是你们想不到每一天政府要派很多力量监视我们，他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去教育这些农民工子弟，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留守儿童，这是一个不稳的因素。他们认为这些孩子可以过这种生活，但他们不愿有更多力量关爱他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国务院2月4号的文件中讲了，要允许、动员社会组织进入，来关心农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当你们听到我写的这三首关于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歌曲，你们从我简单的讲述和这三首歌中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你们可能与我有个共同的感觉——今天中国有6000多万的孩子，在守住我们的家！

　　问&答

　　1.公益固然好，但如果能把城市的资金，或者人财物往农村有意引导，实现共赢，这种模式也非常关键，那么怎么建立一种机制能让城乡互动起来？

　　于建嵘：

　　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实现资源流通，这几年你们可能看到许多人写了回乡的日志，说中国农村有什么刁民，恶人来管理农村，很多黑恶势力等等，包括我前面讲的很小的一个留守儿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归结于资源不能互相流通，人财物不能互相流通。

　　比如农村要进入城市，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实际上还有土地的障碍，因为我离开了之后不能把土地卖掉，那么我就不愿意离开土地，我就要扎根在那个地方，我到城里来没有钱、没有资金。那么城里的人为什么不能进到农村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你不能到那里买房子，不能到那里买地，也不能到那里生活。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在外面当过官的人，所谓成功人士最后回到农村，但我们今天都做不到这一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不能建立城乡流动的机制，人财物不能流动，那么实际上，这对国家农村问题的解决做了最最大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中一直有几个核心的观点：第一个是土地，我们认为土地必须确权，土地必须归农民所有，农民可以把土地买卖、可以交流，也允许再进入城市，但允许城里的资金、人才进入，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

　　我们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制度，就是防止城里面的东西随便进入，比如你要买一块农民的土地是违法的，比如你现在想回到你的老家去，假如父母还在的话很好说，但是你要进那个地方管理村庄是带着问题的，因为你不是村民。

　　我在台湾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台湾有农会，台湾的农会中很多人都是外面招聘来的大学生、博士、金融天才，进入到农村去，他是一个职业。

　　我们一般讲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讲城市和农村的隔离，原来主要是讲户籍制度，实际上远远不止，土地能不能适应、土地能不能归农民、农民能不能处置土地权利，城里面的人能不能进入，这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还没有这个勇士，我们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可能认为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突破，我们在等着突破。

　　2.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分配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先富起来的人要么崛起更大的财富，要么出国了，跑了，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想问问您对共同富裕这个事儿怎么看？

　　于建嵘：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

　　第一，我认为市场分配机制应该是最具有活力的一种机制，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确立产权之后每个人的创造力。你永远不要告诉我人的能力是一致的，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这个没有大的问题，有人富、有人穷是一定的，不可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那种大的平均，那样创造力会下降，这点我认为不需要解释，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把它做了解释。这点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种竞争机制，必须要允许差距，人才有最大的创造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国家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我讲到第二次分配的问题，国家为什么收税收？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公共财政？国家为什么要有大量的所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扶贫也好，等等政策上的倾斜，它觉得应该照顾这种差距，让它更小一点。所以今天怎么鼓励大家去创造还是基础性的问题，这是邓小平所有理论的基础，让人们创造出来，一定有懒人、有穷人，一定有志向高的，有志向低的，那么第二点就来了，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最低的生活水平，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您刚才讲了贪官也好，拿了钱外走的也好，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国家要制约的，我们为什么对邓小平的私有创造理论表示怀疑，就是由于权力使大量的领域中间垄断，带来了余额的利益，所以我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该改变这个政策了。

　　我认为政策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鼓励每一个人的创造，要鼓励多劳多得，要鼓励所有创造人应该具有更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要强调权利的平等性，要强调一个国家公权利怎么公平，公权利怎么不被利用侵蛀，所谓防腐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两个方面，不能简单提共同富裕。

　　那么，我请问你什么叫共同富裕？如果这里有个亿万富翁，他肯定马上反对我们，说不行，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共同富裕呢？我们理解共同富裕并不是他剥夺我们，并不是他去抢我们的土地，抢我们的房屋，而是由于他有创造力，他有商业的头脑，他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在美国没人去嫉妒比尔盖茨的，但中国有许多人嫉妒那些富豪，会骂他们。什么原因？就是权利的公平性。

　　我不大主张简单提共同富裕这个词，那是很多懒人感到要共产，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鼓励每一个人公平创造社会财富，每个人可以得到同样的机会，对于那些特别弱势的人给予特别的扶持和保护，可能保护和扶持并不是要让他和我们一样，每个人财富的均衡性是有一个差别的，我认为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

　　今天大家知道要求要平均主义，要用共同富裕平均，包括农村等等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本身已有东西的很大的反弹，我理解这种反弹，因为我每年都和工人农民在一起，他们每天骂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我从来不认为我们应该要迎合他们，我们应该要警惕他们，我们应该要给一个很好的社会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

　　3.很多返乡青年，即使返乡之后很难参与到村庄，无论是老人养老，留守儿童，还是本村生活，想了解一下您对返乡青年有什么好的建议，怎么让他们来参与自己村庄的建设？

　　于建嵘：

　　返乡青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所谓村民资格的，一种是已经把户口迁走的返乡青年。

　　第一种问题不大，可以想办法，虽然可能会遇到困难，比如说你不是党员，又进不了这个圈子，农村现在圈子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会知道这种农村青年要进入主流社会非常困难，除非他父母是村支书、村主任，本来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他才有可能入党，有可能当干部，有可能参加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一切都不存在了。

　　第二种问题在于那些人没有农村户口了，他变成了外来人，他们是本地生活的，但是把户口迁走之后变成一个外来人了，要回村里面不行，到城里面也不行，我写了《飘逸的社会》就是写这批人的，他进不到城市回不到农村，这就是最尴尬的情况。他在城市没有很好的生活，回到农村人家不认为你是我们村里面的人，没有选举权。他的户口可能在什么人才交流中心，对这批人，我觉得政府应该允许他回农村，允许他进户口，只要是从这里迁出来的就不应该拒绝。

　　所以返乡青年分了这两种情况，你要知道你的策略是什么，第一，你是有户口的那批人，而且是本村的村民，你一定要进入权力体制中心。第二，没有户口的人要想办法争取到户口，实在争取不到户口就建议你不要搀和那些事情，因为你没有可能性，你可以做生意，可以做别的事，比如今天电子商务发展之后很多人回去办电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