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2017年11月2日，庭审之前，9名被拐孩子的家人合影，渴望“宝贝回家”。

　　“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涉嫌拐卖儿童的张维平在法庭上说。这名46岁的贵州男子告诉法官，他是庭审当天才开始“悔罪”的。

　　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一案由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张维平被指控拐卖儿童9名，其中包括河南人申军良的儿子聪聪（化名）。今年8月，澎湃新闻曾对申军良12年寻子一事进行报道。与张维平一起受审的另外4名被告人，均牵涉拐卖聪聪一案。

　　张维平此前曾因犯拐卖儿童罪两次入狱。广州市检察院此次指控他拐卖男童作案9起，地点均在广州增城及惠州一带的出租屋附近，其中被拐的8个孩子被卖至河源市紫金县。

　　目前，9名被拐的孩子还没找到。张维平交待，9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中间人“梅姨”完成交易。身份神秘的“梅姨”，至今尚未归案。

　　11月2日下午庭审结束，法庭将择期宣判。

　　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

　　从打工者出租屋下手，3年拐卖9名男童

　　因为此案5名被告人均押于增城区看守所，广州市中院将庭审地点定在增城区法院。出庭受审的除张维平外，还有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和陈寿碧，5人均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清溪村。

　　2016年3月，上述5人因涉嫌11年前拐卖聪聪，被增城警方先后抓获。经审讯，张维平交待了由他作案的另外8起拐卖儿童案。当年10月，增城区法院曾开庭审理此案，因案情“升级”，后来改由广州市中院一审。

　　广州市检察院指控，2005年1月4日，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和陈寿碧4人在增城一出租屋将聪聪抢走后，交由张维平卖至河源市紫金县。张维平称，他贩卖聪聪得到13000元，其中1万元交由周容平分配给其他同案人。

　　另外8起案件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起诉书显示，张维平将作案地点选在广州增城以及惠州一带的出租屋，被他拐走的8名男童，当时年龄在1岁至3岁之间，孩子父母为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南下务工人员。

　　张维平供称，他贩卖一个孩子的非法所得，一般为1.2万元左右。

　　检察机关认为，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的刑事责任，其中累犯张维平应从重处罚。

　　多名辩护律师表示，认可检方的定罪指控和事实依据，并以“从轻处罚”的角度进行了辩护。

　　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包括他12年寻子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以及妻子遭遇被告人伤害的医疗费。

　　其他被害人家属也从外地赶来参加庭审，他们想从“人贩子”张维平嘴里获知孩子被拐往何处。儿子不见了，找寻十多年无结果，成为这些父母们共同的伤痛。

　　2017年11月2日下午庭审结束后，被害人家属陆续走出法院

　　孩子父母被“老实人”蒙蔽，有人寻子无望跳火车

　　庭审当天，张维平上身穿灰色T恤，脚穿一双凉拖鞋。他皮肤黝黑，短发，体形偏胖，回答询问时声音低沉。

　　“他比以前胖多了，变化很大。”参加庭审的湖南宁远人欧阳春玉说，2005年她丈夫在增城打工，她跟随过来带孩子。当年5月26日，她带着两岁半的儿子从菜市场回到出租屋，儿子逗留在家门口与张维平玩。没多久她发现儿子不见了，一问才知被张维平抱走，从此杳无音信。

　　欧阳春玉记得，当年张维平在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与她家关系还不错，“他看起来人很老实。”

　　正是“看起来老实”的外表，令张维平轻易获得一些孩子父母的信任。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

　　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市博罗县的建筑工地泥工，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他说他是四川人，姓王，家里穷，出来找工作。”李树全同情他，带他去老乡开的诊所，自己掏钱为他治伤，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并帮他找了一份工作。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天，张维平以为孩子买包子为由，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带走了。

　　“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11月2日庭审时，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坐在被告人席的张维平没有应答。

　　案件资料显示，作案前张维平踩好点后，常以租客身份到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并设法与孩子家人套近乎，此后伺机下手。案发后，许多受害人家属悔恨不该掉以轻心。

　　11月2日中午休庭，张维平被法警带出法庭时，从四川赶来的杨巧朝他怒吼：“你还有没有人性？”

　　杨巧是一名被拐孩子的伯父。2005年，他的弟弟杨江带着妻子、儿子在广州黄埔区一个小镇租住。当年12月，杨江2岁的儿子被张维平拐走。此后几年，杨江到各地寻子。

　　杨巧告诉澎湃新闻，到了2008年，寻子无果的弟弟杨江一度精神崩溃。当年10月，杨江乘火车到达广东英德段时，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他从火车厕所内的窗户跳下身亡。

　　庭审时，主诉此案的一名女性公诉人宣读杨江自杀的相关证人证言，一度哽咽失声。

　　张维平则低着头，闭着眼，几乎一动不动。临近庭审结束时，他抬头发言。“希望法院从重判决，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他没有停顿地说，“也算对被害人家属有个交待。”

　　张维平此言一出，当场众人一怔。一名法官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悔罪的？”

　　“就今天。”他答道。

　　牵涉多起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模拟画像

　　被拐孩子大多卖往紫金县，神秘“梅姨”仍未现身

　　在此次受审之前，张维平判过三次刑。除了2007年因盗窃被判刑10个月外，在1999年和2010年，他因犯拐卖儿童罪，分别被法院判刑6年、7年。2015年8月他刑满释放，次年3月再次涉嫌拐卖儿童被警方抓获。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张维平此前因拐卖儿童判刑，两次共拐卖儿童2人。加上此次被指控拐卖9人，他至少牵涉拐卖儿童案11起11人。

　　“其实还有2名儿童，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但因为证据不足，这次没有起诉。”张祥介绍。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或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此次审理中，由于9名被拐孩子尚未找到，孩子贩卖地成为关注重点。张维平称，除了一名男童贩卖到惠东县大岭镇，其他男童都贩卖到河源市紫金县——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将外地男童视为非法收养的目标。

　　除了个别孩子的贩卖地能精确到乡镇外，张维平对大部分孩子贩卖地的具体信息都“不记得”。不过他供称，9名儿童他都是通过一名中间人完成交易的，这名拐卖环节的关键人物就是“梅姨”。

　　“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话语速较快。”张维平回答审判长询问时说，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张维平称，他也不记得两位老人的名字了。

　　根据增城警方透露的信息，办案民警曾带张维平去找当年认识“梅姨”的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老年痴呆状态，回忆不起当年人事。

　　张维平又想起，“梅姨”当年在紫金县有一位男友，双方交往过多年，张维平曾去过他家。这也引起警方重视。

　　庭审当天公诉人出示的相关材料显示，办案民警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七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并没有查到符合相关年龄段的“番冬梅”。

　　“梅姨”一时成为难解之谜。2017年6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可能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不排除其就是该地区人）。”

　　11月2日晚，增城警方办案人员介绍，公布“梅姨”模拟画像后，公安机关收到了不少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一点线索都没放过，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办案人员表示，查找嫌疑人和被拐孩子的相关工作，目前仍在持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