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今年初，40多名中国工人的迪拜打工之路，最终演变为讨薪的闹剧。

　　张卫东原本指望用迪拜打工的工钱偿还大部分房贷；王秋明答应给15岁快成人的儿子买一块好的手表。

　　当两年的工期缩短为三个月，张卫东等42人的迪拜“淘金”之旅，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最后甚至演变为一场“生死攸关”的讨薪闹剧。

　　对于这批出国务工者来说，原计划挣得20万元的工资，最终只拿到三万多。如果一万五千元的押金和介绍费要不回来，这趟出国务工收入惨淡。

　　张卫东和工友们没有想到，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时被承诺的合法劳务输出，却成了“打黑工”。

　　2月21日，用工单位停工清场，工人无活可干。劳务公司老板失联，食堂缺油少粮，最后工人自己凑钱买米买菜，几近断炊。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迪拜，连机票都买不起，面临着有国不能回的局面。

　　一个月的僵持，身上的钱很快花完了。“如果在没有解决的话，最多再撑一个星期，真的就没吃没喝了”，一位工人坦言，他们甚至做过最坏的打算“宁愿饿死也要讨回工资”。

　　△在迪拜的打工生活辛苦，常要在高温下工作

　　去最富有的地方赚钱

　　建筑工人张卫东盘算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迪拜的两年工期结束，大概能挣20万。“加班另算，在那边也花不了钱。”每月四千多元的房贷和两个女儿的学习费用一直压在心头。

　　2016年11月14日，张卫东告别了妻子和女儿，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打车去了合肥新桥机场。除了短袖的衣物外，包里还装着藿香正气液、防暑降温药。同一批16位工人在机场集合，他们和张卫东一样，都为保底每月一万元的工资而满意。

　　迪拜，在新闻里和财富联系最多的地方之一，甚至网络上有了“迪拜乞丐富得流油，月收入47万人民币”的传言。有人跟着在底下说：“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穷困潦倒，请把我丢到迪拜去捡垃圾。”

　　张卫东的旅途“曲折”，飞机先是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到达成都，然后转机飞往银川，稍作休整，15日凌晨正式飞往迪拜。他第一次坐这么久的飞机，差不多有9个小时，只能靠睡觉打发时间。

　　11月的合肥已经初冬时节，张卫东出发时穿着厚实的衣服。一天以后，热带气候让张卫东等人有些不适应，当飞机降落，热气扑面而来，“衣服就穿不住了。”

　　“我也忘记了，只记得有很长的名字。”飞机降落在迪拜的机场，张卫东记不清这座豪华机场的名字，只是听说一天有上千架次的飞机在这里起落，几分钟就有一班。“那肯定好了，机场很豪华，比新桥机场不知道大多少了”。

　　透过机场的玻璃窗，可以看见伫立在远方的迪拜哈利法塔，著名的世界第一高楼。张卫东想着，等哪天休息，要拉着工友去世界第一高楼看一看，八百多米到底有多高。

　　“你看合肥的车够多了吧，但是和迪拜没法比。”另一批到达迪拜的工人王秋明对第一印象就是车多，一下飞机，都是各种品牌的车，很多标志他甚至都没见过。

　　在确定去迪拜之前，张卫东也曾听哥哥提及，迪拜是全世界最富的地区之一。“我说那可以啊，最富的肯定有钱赚呀，是吧？”除了富裕之外，他也听说了当地的炎热，“热也没事，只要能干活就可以了，别人能受得了，俺们也能受得了。”

　　迪拜似乎总是能给人一种容易挣钱的期许。很快，张卫东的亲戚朋友也知道他要去迪拜打工了，询问跟着哪个公司、一个月多少钱。这些甚至不知道迪拜位于地图上什么位置的人，会说迪拜是个不错的地方，至少比一些穷国家要好。

　　△10平米的空间住着8名工人，食宿条件非常艰苦

　　高温下的劳作

　　据不完全统计， 2013年在迪拜中国劳务总数约1.5万人，占阿外籍劳工总量的1.2%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建筑公司承揽承包工程项目输出的建筑劳务。

　　去年9月，张卫东和王秋明等人通过中介咨询公司“合肥仁聚劳务咨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建公司在迪拜有项目，同意的话可以去那里干活。他们听说是央企的项目，待遇也有保障，便答应了。

　　张卫东第一次出国是在2013年。当时他去了新加坡，同样是去做建筑工人，这次出国让他尝到了甜头，挣了大约有十几万，回国以后，在合肥市肥东县买了一套房子，付了首付。

　　他成了职业的出国务工人员，在找工作的时候，明确让中介介绍出国的活。“在家和出国挣钱的差距大着呢。”

　　体力劳动者对吃苦并不陌生。不过，相比于上次新加坡，张卫东觉得，这次在迪拜的活要辛苦的多。“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工作地点位于中建硅谷产业园项目部，距离宿舍大约30公里，不堵车需要半个小时。在这个产业园，他们要将堆放的钢筋、水泥、砖瓦材料，建成三、四层的工业厂房，共有十几栋。

　　每天早晨，大约四点半至五点就起床，五点半必须要走，到了工地6点，天还没亮就开始干活了，工地上大瓦数的照明灯点亮忙碌的身影。

　　沙漠地区，温度上升的很快，上午便可达到30多度，在没有遮挡的工地上，几乎整天都S是汗流浃背，“动一动就出汗。”工人们自备水杯解决饮水问题。王秋明每天带着1.75升的大杯子，一天至少要喝4杯水。

　　工地上经常加班，特别是碰到浇灌混凝土的程序，工人们往往需要熬上整宿，一直忙到第二天。虽然晚上加班的工资等同于白天的1.5倍，但是包括多数工人病并不情愿。“熬一夜，才1.5个工，第二天干不了活，就是多挣半个工。”

　　另一点让工人吃不消的，是经常要饿着肚子干活。工地是中午十一点半开饭，由于和早饭间隔时间太长，有工人就买了大饼放在身上，但是劳务公司老板“不让在现场吃”，被发现了就“回家休息”，休息便没有工资。工人只能趁老板不在的时候悄悄吃上两口。

　　中介曾经允诺的中午有空调房间供休息。这一承诺后来也成了空谈。在被晒得炽热的工地上，工人找房子后面、汽车底下的阴凉地方休息。

　　按照规定，每天是五点半下班，但通常都会拖到6点多。除了周五，当地居民要做礼拜以外，其他工作日道路拥堵，车辆难以前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驻地。很多工人在车上就睡着了。迪拜的繁华，除了拥堵之外，似乎与他们没有发生多少关系。

　　晚上九、十点钟，回到宿舍的工人们才吃上晚餐。然后，十多个房间的70多名工人，排队等待洗澡。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催促声中，用凉水简单冲一下就出来让给其他工友。 差不多夜里十一点半，全部工友上床，宿舍关灯。很快，鼾声迭起，忙碌一天才算结束。

　　△在迪拜打工的日常生活也很单调，只能靠电子书和电视剧打发时间

　　10平米的“蜗居”

　　对于张卫东等底层劳动者来说，繁华的迪拜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工时长，休假少，工资也不高，还难玩儿...”一名中国赴迪拜曾在网上吐槽。

　　到了迪拜以后，劳务公司的大巴车首先将他们送到驻地。劳工驻地名叫沙迦劳工营，位于城市郊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沙迦是第三大酋长国,横跨阿联酋东西两岸。张卫东、王秋明等人住在沙迦，在迪拜干活。

　　根据工人签署的劳务派遣人员出国劳务协议的规定：在没有获得项目部或者单位领导文字批准的情况下，不得离开生活营地和工作现场。

　　“不发工资没有钱，语言又不通，不能乱跑”。劳工的生活半径被限制在宿舍。10平米左右的格子间，放置4个上下铺的床位，住8个人，除了一台空调，没有电视等生活娱乐设施。或许出于安全考虑，宿舍的窗户被封了起来，阳光无法照入，空气也不流通。“白天也需要开灯，一天到晚都是黑的。”

　　工作正常的时候，宿舍不过时每天四五个小时睡觉的地方。不过，等到项目突然停工，这群工人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陷入了牢笼里面。

　　“要是没有这些，那段时间，才无聊呢”。王秋明成了小说迷，“玄幻类的小说”，这位45岁的中年人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魔戒”等一些词汇还能从口中跳出。“好看不好看，不就是打发时间么，你像我们这个年龄，谁平常没事的时候看那些东西啊。”

　　王秋明看了十几部电子小说，曾一夜看完两部。“休息这四十多天，我有大约一个礼拜没有下过床，除了吃饭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在床上，就是看电视剧睡觉。这么长时间，电视剧也都看完了，硬盘就那么多。”

　　他还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大漠枪神、黑狐、雪豹。“那个些怪有意思的、偷袭日本人，从他们手中救人”。

　　劳工营是一个由很多栋建筑构成的国际社区， 不止是中国劳工，其他国家的底层打工者同样生活在10平米的格子间里。王秋明看见过棕色、黄色、黑色等不同肤色的工人。

　　由于语言不通，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王秋明只是经常看到，住在他们对面的外国人，在每个周五，跪在楼道里虔诚的祷告。

　　当然，也并非全无交集，“外国友人”也曾有偿帮助过他们。出国之前老板口头上允诺在宿舍安装的无线网迟迟没有兑现，后来，食堂厨师从巴基斯坦籍劳工那边拉了根网线过来，每人每月支付25迪拉姆，偶尔网络信号差，还直接会去对面外国劳工的楼下“蹭网”。

　　△工人们一直想去迪拜塔看看，但始终没能如愿

　　与迪拜塔擦肩而过

　　张卫东一直遗憾，没能去成迪拜塔。实际上，在迪拜的四个月里，他们只出去“玩”了一次，目的地还不是迪拜塔。

　　张卫东还记得，因为其他施工队的工人罢工，一天相关部门要来工地查签证。上午十点多钟，组织他们来迪拜的劳务公司老板郭万俊慌了神，赶紧让没有工作签证的工人集合，乘坐大巴车返回驻地。

　　此时，有工人向老板提议，来迪拜这么长时间，也没出去看过，老板便让司机带着他们去了迪拜的帆船大酒店。

　　帆船大酒店位于阿联酋迪拜海湾，因外形酷似船帆而得名，酒店建在离沙滩岸边280米远的波斯湾内的人工岛上，是全世界最豪华的酒店，被称作波斯湾的明珠。

　　中午的海边虽然很晒，一行三十多人“还挺开心的”，欣赏着海湾的景色，面带微笑在沙滩上和不远处的帆船酒店的合影留恋。

　　“海湾很漂亮，海水也很清，那边建筑搞得确实好。”当时一部分“好水”的工友脱下衣服冲进了海水，王秋明和剩下的人坐在沙滩边上，任浪花拍打过来。”王秋明记得，差不多玩了两小时，海面要涨潮了，海滩的工作人员不给在里面呆着了。

　　按照计划，迪拜塔本是出游的第二站，因为语言不通，和司机说不清楚，结果作罢。下午两点多，司机把他们送回了家。

　　“他们都讲，世界第一高楼就在迪拜，那肯定想去看看啊。”张卫东有些遗憾地说。

　　1月27日，中国农历的春节，张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两条迪拜哈利法塔烟火表演的视频，附上了“天地协和，万火灯明，告别2016，展望2017”的祝福语。

　　有朋友留言说这是哪里？他回复说是世界第一高楼。不过，这也只是张卫东的转发，他没机会亲眼看到视频里的火树银花。

　　△工程突然停止后，工人无活可做，吃饭都成了问题

　　“无证”打工下的困境

　　从2月21日开始，中建公司因手续不合要求暂停了劳务公司承包的项目，工人陷入了无活可做的境地。

　　“黑心中介和老板把我们弄到迪拜、列带（虐待）我们”、“迪拜中国建筑公司，还我们半年血汗钱”、“求助！被中国黑心老板诈骗，50人一个星期没饭吃。”

　　为了能够引起关注，张卫东开始在网络发布视频求助。“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在腾讯、快手、微博、秒拍上面都发过，但是没有回应。”

　　此时，距离他们无活可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们来之前劳务公司承诺过，交了钱到迪拜后一切手续都由公司帮忙办理。”但直到他们到达迪拜4个多月，工作签证仍“不见踪影”。

　　“没有签证，就和打游击一样，上面一来查，不让去上班，我们就躲，一来就躲。”在工地上查过两三次，原本说因为公司责任造成的误工，每天补助两百元，后来也没给。

　　工人们的“淘金梦”破灭了。更糟糕的是，在与劳务公司老板郭万俊一系列的“谈判”失败以后，他们希望结算工资申请回国，但没有那么容易简单。

　　郭老板开具了一张打印出来的“要求回国人员需扣除费用明细”，上面写着：签证费用9853迪拉姆（约合18500元人民币），单程机票2800元人民币，生活费20元人民币每天，以及劳工营住宿费用等。

　　“有些人来这里才一两个月，如果真的要扣钱，我们还得从国内打钱过来补上才能回国呢，所以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同意。”虽然现已回国，王秋明对此仍然很愤慨，想不通辛苦工作为何还得倒贴钱。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月6日，情况进一步恶化，驻地的食堂开始闹饥荒，几近断炊。“一开始是有米没菜，过几天连米没有了。老板也不买了。我们自己就借钱买饼吃，或者大家凑钱去买米买菜。”

　　因为没有发过工资，工人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如果在没有解决的话，最多再撑一个星期，真的就没吃没喝了”。

　　张卫东去得时候，口袋里面装了七八百块钱。“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到那里就发了两百块钱，所以我认为这次到了那里肯定也先发生活费，人民币就不需要了”。到最后，身上的人民币都花完了，还找别人借了三四百元迪拉姆。

　　王秋明也没钱了，他抽着4元每包的当地烟，一个月得120元迪拉姆。后期没有钱买烟，只能买别的施工队离开剩下的烟丝，用报纸卷着抽。

　　僵持了一段时间，有二十多个工人熬不住了。他们找到领事馆，说只要提供回国的机票，哪怕少给些工资甚至不要工资都愿意回国了，至少“人是安安全全的”。

　　而张卫东、王秋明等42名工人，则是等到4月7日国内媒体关注以后才得以结算工资、陆续回国。

　　△回国后，工人们与劳务公司接洽，希望讨回押金等费用

　　难讨的押金

　　回到国内，这群在迪拜困苦相依的的工人们仍然抱团在一起，，追讨押金和介绍费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

　　4月16日上午8点，来自合肥、河南、山东、辽宁的十余位工人第三次来到当初介绍他们去迪拜的“合肥仁聚劳务咨询有限公司”。面对追问，该公司王姓负责人说，目前肥东县的领导已经前往迪拜了解情况，“等他们回来决定如何处理”。

　　其中一些人即使回国后依然远离故乡，辽宁铁岭的董师傅住在合肥火车站附近的小旅社，每晚三十元钱。“一来一回差不多四天，不如等事情处理好再回去。”

　　他在去迪拜钱交了中介费和押金一共22000多元，结算的工资是25888元，他自嘲这是个不错数字，也还想把之前的费用讨要回来。

　　由于房贷的压力，张卫东的妻子在他回来之前已经去了广州的服装厂打工。“我和她说，你先找点活做着，等我回来再处理这些事情。”

　　王秋明的儿子没有收获期待中的手表，面对儿子的询问，他有些尴尬的说，“别说手表了，啥也没有了，这次出去没挣到钱。

　　除了眼前的押金和介绍费，工人的还忧虑的是这次风波已经通过网络散播开来：“闹成这个样子，哪个国家还要我们，以后怕是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