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2月27日晚，天津大悦城南开店4楼中庭，两个孩子坠楼当场身亡。两个孩子，大的四五岁，小的两三岁，事发时两名幼童被父亲同时抱着在商场四楼栏杆处看夜景。结果，一个孩子跌落，父亲条件反射去抓，非但没有抓住，怀里的另一个也坠落了。律师王优银认为，家长是否有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目前来看，第二个孩子的死亡中家长要负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比较大。

　　不应过度指责这位家长

　　马进彪

　　对于这位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终止的噩梦。由于自己的失误，失去了两个孩子，这只是噩梦的开始，而在今后的生活中，这位家长则无法摆脱最后场景在心中的重复出现，这是人的心理反馈，也是人的意识停顿，不管是谁经历了这样不存在原谅借口的事，精神上都会难以自拔，可能成为终生之恨。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压力传导体，不管是谁，不幸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周边的人和社会环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疏解压力的导体。而作为身心正处在极度高压之下的这位家长来说，尽管他存在着极大的失责，但他也是一个人，现实已经对他给予了足够的精神惩罚，而且这种精神惩罚会伴随他终生。

　　然而，文明社会的进步目标，对于亲情之间来说，并不是非要惩罚已经有了负罪感的人。这位家长，虽然活着，但在他心理层面的感受一定是生不如死。惩罚一词，其来源于大自然的翻译，意为自然力给予的天来之罚。但对于这位家长来说，生不如死的负罪感，已经是一种不罚自痛的最高惩罚。

　　而出于文明社会的本真目标，那就是要让有负罪感的人，尽可能早日得到人性的基本关怀，这是人类社会进化出的一种对负罪感的洗涤方式，它的意义在于人性的召唤与心灵的回归。人去不能复生，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天堂，而这位家长还在人间，因而他也是文明社会进步要包容的一分子。

　　因此，对于这位家长来说，社会环境不必给予他责怪，试想，父亲之心的责任高度，难道还不如责怪之心吗？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压力传导体，但也正是因为文明二字，才使得压力传导成了一种人性化的传导。在这件事中，律师王优银认为，家长是否有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目前来看，第二个孩子的死亡中家长要负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比较大。

　　这可能是一种来自于法律的现实，但任何法律的本意都不支持“一罪二罚”。这位家长已经受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惩罚，因为他本身不是主观故意，如果再让他负担一次刑事责任，显然法律就扮演了多余者的角色，因为法律惩罚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身心合一的境界，即被惩者在得到刑罚的同时，心灵也感到无限的痛苦。

　　而就这位家长的精神现状来讲，极度的负罪感，就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痛苦，在这种发自于根的痛苦上，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予什么刑事责任。而社会声音的传导，应当向着有利于给予这位家长心灵回归的方向发展。同时，对这件事的社会反馈来说，更应当将重点广普地放在如何防患于未然上才对，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停滞于对这位家长的责怪。

　　对监护失职的家长更该谴责

　　止凡

　　发生在天津的这一幕人间惨剧，本是不该发生的意外。按照我们通常的思维，人们首先要去追问商场的责任。可是，人家的护栏高度是达标的，孩子也不可能爬上去。这一条“问责”的路子被切断后，人们想到的是带孩子的人。如果当时带孩子的是家中保姆或者是其他人，那肯定是对方的全责，应该为过失杀人承担刑事责任。可是，当时抱着孩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孩子的父亲。

　　这就比较难办了。因为，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到这个父亲的角色。这起惨剧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可怕的意外事故，而对孩子的父母来说，可能是终生无法走出的阴影。这一生，活着的那位父亲也许不再有灵魂。既然他是此刻最痛苦的人（死去的孩子已经无法感知痛苦），他也承受了丧子的代价，那么，我们对他就应该只有同情，而不能有丝毫谴责，要不然就是太过残忍。

　　让家长为孩子的死亡承担过失杀人刑责，这在我们的“道德”里，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我们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家长只要不是故意杀害或者故意虐待孩子，那不仅是可以免责的，而且是可以被社会同情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把孩子看做独立的个体，而仅仅是作为家长的附属物品，一个人因为过失致使自身“物品”不幸消逝，当然没有追责一说。

　　回顾过往的不幸事件，绝大多数的儿童意外事故，都是因为监护人的不当监护或者失职失责造成。在社会上的好心人事后表达悲悯之情时，真正该问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没能管好自己的孩子？父母二字，意味着责任，负责生，更要负责养，负责管。但是，从没人考核过某男某女为人父母的能力，也没人可以剥夺他们的监护资格，哪怕他们亲手将孩子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责任也仅仅是，在事后追问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以及他人的冷漠。

　　让小孩隔着护栏玻璃在四楼往下看，已经是必须制止的危险行为，这个父亲居然把孩子抱到栏杆上面趴着看，而且一次抱两个。这不是太自信，而是太无知，太没有安全意识。虽然他是两个孩子之外，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同时也是这起惨剧的直接酿造者。他应否为此承担刑责？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换个人就可以了，假设他不是父亲，他还能免责吗？答案肯定是不能。既然如此，孩子是独立的生命，做父亲的过失致死，凭什么就可以免责？

　　同情是一种可贵的情感，基于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但是，滥施同情有时候也会坏事，因为它混淆了是非，把应该交给法律的问题，绕道交给了道德。因而，本应产生的警示效果无法产生，悲剧只是被解读为令人同情的悲剧，而不是失职父母的责任事故。这是不对的。一个父亲对孩子做了不可理喻的错事，围观者首先应该做的，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对做错事的父亲予以谴责，而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为其不幸的后果，掬一把同情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