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广东警方展示缴获的电信诈骗涉案银行卡、电子密码器等。

　　黄河、陈光和崔良（均为化名）都是“90后”，茂名电白人。2013年6月开始，黄河拉上钟培、陈光和崔良几个一起“做业务”——“猜猜我是谁”。4人分工协作：钟培负责寻找一批专门拨打电话的“打手”，冒充机主的亲戚朋友借钱；机主打款后，黄河则安排“卡手”取款，陈光协助。

　　钱似乎来得很轻松。短短5个月，他们几个人就成功骗到了14名事主逾10万元。9月4日这一天，“打手”讹到了一笔巨款——事主蒋某竟然相信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术，一次性就给他们转了17万元。当晚，4人兴奋异常。他们也许不知道，这笔巨额骗款将让他们的刑期变得更加漫长。

　　“猜猜我是谁”，这类多数是由茂名电白拨出的诈骗电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很多人搞迷糊了，包括后来演变出来的“我是你领导”骗术，也极具迷惑性。9月22日本报报道《垃圾短信可疑电话为何“拦不住”》揭秘了不法分子通过伪基站等技术手段群发短信，那么，发送多少数量的诈骗短信、拨打多少诈骗电话、涉案金额达到多少，就可以治罪？如果群发了很多诈骗信息却没有骗到钱财，这种情况下是否也能追究骗子的刑事责任？针对以上话题，南方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电信诈骗多少钱就会坐牢？

　　发现17万元一夜之间被卷走，蒋某得知受骗后随即报案，次年1月，黄河、陈光和崔良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案件最后认定情况，主犯黄河涉嫌犯罪数额为226800元，获刑五年零六个月；陈光涉及犯罪数额198500元，获刑二年零六个月；崔良涉及犯罪数额198300元，虽是从犯，仍获刑二年零六个月。

　　电信诈骗案件如何量刑？根据我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规定，诈骗3000元至1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诈骗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为“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这一定罪幅度，各地出台电信诈骗案件量刑标准，广东省的定罪标准分为三档：诈骗6000元至10万元可量刑3年以下，诈骗10万元至50万元量刑3至10年，诈骗50万元以上可量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诈骗6000元起，就可定罪入刑。上述案件中的主犯黄河涉及诈骗20余万元，将在监狱中蹲守5年左右。

　　记者检索近年来广州地区的电话诈骗案件，发现涉及“猜猜我是谁”诈骗的团伙最多。2013年至2016年，至少就有9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团伙在广州被判处刑罚。

　　如2013年侦破的被告人杨兴生案，其团伙一年内诈骗被害人62名，诈骗款合计153.5万元，被告人杨兴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诈骗案件的定罪，以“数额+情节”作为量刑标准。“情节严重，主要是依据犯罪手段是否恶劣、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诈骗款物的性质等来确定。”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全浙宾告诉记者。“一宗案件涉及诈骗金额在12万，量刑幅度在3到10年。如果是一般的诈骗案件，法院或将判刑3至4年；可如果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则或将判刑5年左右。”全浙宾说。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州市律师协会经济犯罪专业委副主任南芳律师告诉记者，如果诈骗有以下情形的，应酌情从重严惩，比如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比如诈骗救灾抢险、优抚扶贫款物的；比如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比如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备受关注的徐玉玉遭遇诈骗致死一案，对诈骗分子就应酌情从重严惩。”

　　没有骗到钱也能治罪吗？

　　电信诈骗属于“广撒网”式的非接触性犯罪。诈骗短信满天飞，而中招的可能就是小部分。那么，如果诈骗者仅是拨打了电话或发送了信息，结果却“无功而返”，没有骗到钱财，是否将免于法律制裁？

　　全浙宾告诉记者，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证。司法解释中详细规定，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此外，司法解释还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可见我国特别加大了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是很高的。”全浙宾说。

　　发送5000条以上的诈骗信息，这个数量是否难以达到？“一点也不难。”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办案警官告诉记者，现在都有群发技术，利用伪基站，设置好程序，一个按键，就可以发送数十条、上百条信息。在盐田法院近期正在审理的一起诈骗未遂案件中，被告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2小时就能发送约12000条。办案法官说，虽然被告人未得钱财，仍可视为诈骗情节严重进行量刑。

　　而对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最关心的是那些被骗的钱能否追回来。全浙宾表示，办案时法官都会尽量规劝被告人退赃，以最大程度挽回被害人损失。“法院也将对被告作一定从轻处罚。实际上，即使被告不退钱，法院也会在判决上责令退赔，将来被告人只要有了财产都会执行。”

　　2015年全浙宾主审的一起案件中，杨文、陈国和杨威三个海南小伙通过网上发布销售iPhone手机的虚假广告骗得78642元，法院最终规劝他们退赃，最终将全部骗款发还给11名上当者。

　　广州法院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办案部门要转变“重办案、轻追赃”的观念，把追赃工作贯穿于侦查、起诉和审判全过程，即使作出判决，法院也要做好判后的继续追赃工作。

　　电信诈骗为何难定罪？

　　和其他类型的诈骗案件相比，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办理难度更大。“被害人和诈骗分子之间都没见过面，犯罪团伙之间因为分工不同，很多成员之间根本就不认识。”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朝辉律师曾当过警察，在公安机关办过大量经济犯罪案件。他告诉记者，诈骗犯罪团伙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呈现有组织的管理经营模式，分工明确，层级分明。

　　广东警方破获的电信诈骗团伙中，“诈骗组”“办卡组”“转账组”“取款组”“洗钱组”等各个环节相互独立、单线联系；实行组长负责制，根据诈骗数额大小和所作贡献提成。有的专业化犯罪组织甚至注册成立公司，打着合法经营的幌子掩盖其诈骗的犯罪事实。

　　而在信息化时代，很多交易环节都可通过手机、网络进行，更加隐蔽，也给办案增加了难度。盐田法官全浙宾坦言，案件证据的采信上难度不小，不同于一般案件单线证据链，现在此类案件往往有传销式作案趋势，呈网状作案结构，案件的证据结构也大多呈现网状式证据体系。“通常每一个诈骗事实都要当做单独的案件进行证据核对，费时费力，但绝对不能有丝毫马虎。”

　　全浙宾说，由于诈骗网络中上线和主犯的犯罪事实隐蔽，有些被判刑后还会进行顽抗。“更多的被告人都属于这个网络中的‘下线’，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被害人，被判刑后还会在法庭上大声喊冤。”

　　随着警方打击力度加大，不少诈骗团伙纷纷将窝点移到海外，东南亚、欧洲、非洲……本月初广州警方从亚美尼亚押回129名嫌疑人，该团伙所设的6个专门打电话的诈骗窝点，就隐蔽在亚欧交界处的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国里。

　　如今，诈骗手段也在逐步升级，多达近百种，而诈骗团伙的网络服务器和网银转账的地址基本上都在境外，即“两头在外”的情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较难获得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致有一部分实际发生的诈骗数额也难以查证，体现在量刑上，就是被判处的刑罚比其实际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更轻。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目前在对电信诈骗的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抓得多、判得少、重罪轻判”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