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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

　　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些农村，彩礼是拿着秤称的。一般是3斤3两，即百元大钞的重量，加起来有10多万元；也有的讲究“万紫千红一片绿”，

　　即1万张5元钞票，共5万元，1000张百元大钞，共10万元，50元钞票看着给，彩礼15万元起价。不少当地人表示很无奈：“虽然也知道这样不一定合适，但大家都比着办，你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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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剩男危机，如何演变至此？蒋璟璟

　　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婚姻挤压”，通过“农村剩男危机”的形式，表现得直白而残酷。婚龄男女人口的巨大落差，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人口流动，共同造成并加剧了大范围的“被迫失婚”现象。长久以来，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农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而随着相关学术调查与媒体报道的跟进，上述观点似乎正慢慢获得证实。此一格局也间接说明了，城乡各异的“单身问题”，更多还是根源于资源的偏差配置。

　　在一些农村地区，大量剩男密集出现，无疑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如说“贫穷”！特别是随着女孩越发稀缺，“彩礼行情”水涨船高，贫困家庭的农家子弟，更是娶妻无望；再比如说，“人际连结”的单一化。农村婚龄男女，缺乏产生日常联系的生活场景，缺乏彼此直接接触的足够机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恋爱结合的概率降低，往往只能通过媒婆中介牵线——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媒婆的价码，早已是一路飙升。

　　农村剩男危机的持续，同样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早婚回潮：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而除此以外，另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趋势，就是“婚姻货币化”。明码标价的经济要求，使得婚姻的神圣性让位于现实的利益盘算。在这一模式下，“财富歧视”所导致的剥夺感、失落感，正成为乡土世界内蔓延的情绪！可以说，对农村单身男子而言，这构成了另一种赤裸裸的精神伤害。

　　毋庸讳言，造成农村剩男危机的种种因素，有些已是早已注定、不可逆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在于，努力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通过发展本地产业，吸引更多农村女性“就近工作”！诸如此类，只有更多创造农村男女的相处契机，同时实现普遍脱贫与普遍富裕，才能尽量确保更多农村青年，能够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来争取有限而稀缺的女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