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壑纵横的丘陵，漫山遍野的枯草，随风飘浮的粉尘，低矮狭小的板房，远近闻名的“爱心村”就坐落在河北武安市午汲镇上泉村西边的荒凉矿山上。2月18日，这里迎来了8岁弃儿袁子行。他患有糖尿病，父母离异，无依无靠，进村后很快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从1996年收养第一个孩子起，46岁的李利娟已收养103个孩子，大多是弃婴和孤残儿。
李利娟是个能人，做生意有头脑，20多年前就是百万富翁。可一场车祸后住院回来，前夫染上毒瘾，败光家产，亲生儿子差点被卖掉。这一重大变故让她跌入痛苦的深渊，并引发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后来，她又靠开办铁矿东山再起，住别墅，开豪车，很潇洒。
可是，25岁的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民间福利院”，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由于缺乏资金来源，支出大，如今，她欠下了220多万外债，自己身患淋巴癌却不敢去医院化疗，仍在努力挣钱养活这些孩子。
她的“民间福利院”还能走多远？保护孤残孩子们的出路在何方？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河北武安
从实习医生到铁矿主
2月21日，武安迎来了立春后的一场大雪，从市区打车半个多小时后，郑报融媒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泉村西边一处荒凉的矿山上，“爱心村”就在这里。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也没想到会在这偏僻的荒山上一待就是20多年。”在一处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内，几名孩子欢快地嬉戏，李利娟一边照料他们，一边忙着查看孩子的作业。她生于1971年，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兄弟姐妹6个，我最小，长辈很疼爱我。”
李利娟出生在武安一个中医世家。她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从小受家庭影响，她也选择了从医，考取了邯郸卫校。15岁那年毕业后，她就到父辈所在门诊部当起实习医生，抓药、打针。
在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到门诊部看病的男孩。这个男孩曾因犯事劳改过，出来后受到歧视。她很同情他，一来二去接触多了就建立了感情，并且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嫁给了他。
“结婚后有了孩子，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她离开了门诊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来了，很多人都去了南方，我也跟着去了。”她说，到了广州后大开眼界，接触了方便面、石英表和时尚服装等，“老家没有的东西，买回来，差价还是很惊人的。”她就尝试着这样做了。
1988年夏，在尝到了甜头后，她想多进货但苦于无资金，就求助于时任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丁喜良。“他常来家访，我给他说遇到难处了，可别光说话不办事。”她说，当她张嘴要借两万块钱时，把丁喜良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谁会有那么多钱？”
李利娟没想到，丁喜良还是办到了。“他向亲友们筹借了一万，又从农信社贷了一万，交给了我。”她就拿着这笔巨款在广州、邯郸等地来回跑。“我记得，方便面都发了一集装箱。”她说，两三个月后，她就把钱还给了丁喜良，“这是我的第一桶金，真是感谢丁所长。”
此后，她的生意越做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短短的三年里，刚满20岁的她就赚到了400多万，还在武安市开了第一家进口汽车配件门市，“进了大量货，手头还有百十万存款。”
谁也没想到，就在春风得意之时，1990年，一场车祸让她饱受打击。“在医院住了小半年，也不能生育了，并且留下了后遗症。”她说。
然而，另一场更大的打击也迎面而来。“当我拄着拐杖出院时，才知道丈夫染上了毒瘾，短短的几个月里，把百十万积蓄吸得精光，还对我拳打脚踢，逼着给他筹钱。”一年后在亲人劝说下离了婚，她净身出户。
李利娟说，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1994年开始了二次创业，凭借人脉做起衣服生意，并用筹借的几万块钱接手了一处濒临倒闭的铁矿，通过用心经营，在两年时间里赚取了百十万元的利润。
很多人都知道，李利娟是“武安第一位女矿主”。她在县城买了栋别墅，又买了部高档轿车，小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如果不是开办“爱心村”，她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103个孩子的妈妈
李利娟说，1991年夏，夫妻俩离婚时，3岁大的儿子跟了前夫。没多久，一桩大事发生了。
前夫为了筹钱买毒品，竟然把唯一的亲生儿子给卖了。她听说后发疯似的四处找寻，并在长途汽车站汽车上找到了不停哭闹的儿子。
“说实话，当时因为结婚让爸爸很生气，我们几乎不来往了，我求助爸爸后，他让姐姐拿来了8000块钱，从人贩子手中把儿子赎了回来。”李利娟说，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变故给她触动很大，每当看到孩子无家可归，她就会想，“如果我的孩子被拐了，也会是这样吗？”
那时她就想，如果有了钱办一个爱心组织，让那些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孩子得到照顾。“心里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了。”她说。
1996年5月9日，李利娟在去自己的铁矿上班的路上，看到矿场路边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热闹，她走近后发现有个四五岁小女孩，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李利娟了解到，这个女孩家在四川，爸妈因矿难死了。“我把她带回家里，送她上学。”李利娟说，她给女孩取名叫李永超，寓意“永远超越”，就这样，李永超成了她收养的第一个孩子。
收养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了。一些人听到李利娟收养了孤儿，心肠好，有财力，就不断把遗弃的孩子往她家里送。“这些孩子也是一条命啊，他们不管我管，得给他们一个家。”
李利娟说，当初自己的家是在武安市区的，在收养了八九个孩子之后，就感觉地方不够用了。由于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生活开支越来越大，她不得不从繁华的市区搬进了自己开办铁矿的矿区。
21年来，她收养了103名孤残孩子，以弃婴为主，大多是早产儿、脑瘫、唇腭裂、先心病、眼角膜软化症、聋哑等身患疾病或残疾的，也有孤儿。2016年，她就收养了29个孩子，20个都是早产儿，最重的才2斤1两。“有父母的孩子不收，父母应该担起责任。”
欠下220万的“负翁”
“既然来到这里了，就都是我的亲生孩子，我都是他们的妈妈。”为了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李利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由于孩子们越来越多，就面临着上学、就医等难题。2006年，她在当地领导的支持下，在武安市民政局注册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并在入口处悬挂了一个标识牌，两面悬挂的是“大爱撑起一片蓝天，真情温暖孤弱心灵”。
李利娟用自己投资铁矿赚的家产照料这些收养的孩子。起初，经济压力并不大，因为铁矿一直在生产着。可是到了2008年突然起了变化，因城市规划，她的矿区被规划成道路，被下令停产。家中30多个孩子断了经济来源，巨大的日常开支特别是医疗费让她颇为头疼。
2015年5月16日傍晚，李利娟在“爱心村”的门口捡回了第75个孩子，他是个刚出生2天的新生儿，父母在箱子里留下“是儿子，盼闺女”字条。
她介绍，这个婴儿手、脸浮肿，根据经验，孩子患有疾病，于是连夜将孩子送往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我压根没想到养或不养的问题，到了我这儿，就必须尽全力。”
63岁的护工袁翠平说，2014年9月，她在“爱心村”门口发现了一个方便面纸箱，走近一看里面有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婴。“我看孩子浑身发紫，不会哭闹，就放进内衣里暖，可是暖了两三个小时也不见动静。”
袁翠平说：“这个孩子是个早产儿，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四个月，花了十几万，总算健康出院了，现在都能到处跑了。”其实，类似这个婴儿的事情，在“爱心村”占了不少。
66岁的护工苗便芹说，她家住附近村庄，上班好几年了。“有一对双胞胎是早产儿，姐姐一斤六两，妹妹一斤四两，在送进医院之后救活的，目前快一岁了，都会站立了。”另一对龙凤胎也是早产儿，“姐姐春天出院了，叫李国春，弟弟夏天出院，叫李国夏。”
李利娟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他们中80%是因残疾或疾病而被遗弃的，剩余20%的孩子是遭遇矿难或是家庭变故的孤儿，治疗费是最大一笔开支。目前，在“爱心村”生活的有90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仅几个月，加上帮忙的30多位护工、司机、厨师，一顿饭最多时有近百人就餐，能吃掉75斤大米，一天吃完3袋白面。
这些孩子中，上学的有40多个，其中小学12个，初中8个，高中8个，大学7个。而其他的孩子不少是身患残疾或患有心脏病、脑瘫等疾病。“一日三餐、水电费，再加上孩子们的医药费、学费等，平均每月需6万元花销。”她说，无奈之下，十年前已变卖了市区的别墅、轿车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孩子治病，但是到2011年，开始入不敷出，“还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断有孩子被收养，李利娟欠亲戚朋友包括医院的钱已有220多万。
李利娟说，现在她种了20多亩玉米地，5亩菜地，养着羊、牛，还养点猪、几百只鸡，每年会有20多万元的收入，她在武安还有个摊位，夏天卖凉拖鞋和冷饮，冬天卖棉拖鞋和热饮。武安市民政局给89个孩子都上了低保，每个孩子每月能领400多元，每个月还能收到民政局提供的大米和面粉等，同时每年还会收到一些捐赠。
“去年10月，‘爱心村’的两层综合楼就是香港的杨仕梅女士捐赠200万港币建的，还有一个企业家捐了10万，一个书法家现场拍卖作品卖了3万元捐给我们。”她说，2016年，共接受了37万元爱心款。今年，她已接受了4万多元捐款，这些勉强支撑着往前走。
“手术费用缺口太大了，至少还得100多万，但我感到欣慰的是，20年来，没有一个孩子在我手中夭折。”
患了淋巴癌的病人
“103个孩子，就一个妈妈。”李利娟说，她感到很幸福，但是这么多年来，她心里都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她说，那是在她收养了第75个孩子后，却被亲生儿子拒见了很久，“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的就是对不住儿子。”她说，在当时，俩手术日期重叠，她无可奈何。
那是2004年，在北京部队当兵的儿子文文受伤，颈椎等多处骨折，需要手术，儿子好想让她陪一陪。结果她却选择去了上海，因为当时患重度脑积水的“儿子”豆豆面临第二次手术。她的儿子因此受的打击很大，后来得了抑郁症，现在一直和姥姥一起生活。
“妈妈不在身边，儿子受了刺激，不愿与人交流，最严重的是拒绝和我见面。”她说。在这之后不久，小文被送往陕西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尽管不愿与妈妈交谈，但小文在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时说道：“我妈妈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
虽然李利娟为103个孩子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楚，但是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她。2011年，她在北京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很难通过手术解决病痛，于是就化疗。然而，化疗了七天就花去了五万多元，让她心疼得直掉泪。“如果钱花了病也没治好，最后人也死掉了，那还不如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呢。”
目前，她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方法，中西药都在吃。早期淋巴癌得到一些控制，但磨砂玻璃肺和过敏性哮喘不很好。“现在我吃中药，每天都要吸氧几个小时，要不身体就会顶不住。”对此，她显得很乐观，“医生说我就活7个月，我却活到了现在，去年底去北京复查，医生都惊奇地问我，‘你不化疗，还活得好着呢？’我觉得可能是心态好吧。”她说。
希望孩子们把爱心传递下去
让李利娟欣慰的是，21年的努力，她也收获了很多。五个“姑娘”先后出嫁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每月会给她寄1000元钱。还有个“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从2015年3月上班的第一个月起，每月寄过来2000元。“孩子们长大了，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孩子们都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给社会带来温暖。”
她也先后荣获国家公益楷模、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民建中央十大道德模范等称号。
至于这个“民间福利院”究竟能走多远？李利娟说，她心里也没数，不过只要她在，这个爱心事业都要干下去。而面对一些人质疑她利用孩子谋取名利，她一笑了之，“我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别人说什么，就由他们去说吧，老百姓的心里有一杆秤。”
“国家无法做到完全接管整个社会的孤儿抚养，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民间组织来为国家分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而另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救助网络，把所有的孤儿群体编号，政府的工作可以和民间爱心人士对接起来，鼓励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兴办民间福利机构，抚养更多的孤残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