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5月18日，阿里巴巴公布的2017年财报业绩亮眼，但更为璀璨夺目的，是无处不在的、内生商业模式的公益担当。

　　“让剁手党成为公益人”，是这份数据所透露出来的积极信号。整个财年，阿里巴巴平台通过公益宝贝、公益网店、公益广告联盟等产品产生网络捐赠2.28亿元，同比增长19.47%；参与捐赠人数3.04亿，同比增长12.1%；捐赠笔数达到43.9亿笔，同比增长46.3。

　　相对于有着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民间公益团体受益于互联网的价值更为明显。5月20日，知名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六周年财报发布会上，免费午餐公布的2016年收入渠道中，支付宝公益和天猫公益店占比49%，收入3602万元。总体来看，包括支付宝等平台在内的线上捐赠已成为免费午餐融资的绝对主流，占比接近七成。

　　互联网将如何赋能公益？知名公益人涂猛认为，企业的商业行为和公益行为的界线正在模糊，商业担负着公益，公益带动着商业，相辅相成。

　　以下为新华网记者苏小宁采访涂猛实录：

　　互联网便捷了公益参与

　　记者：中国的公益事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分不开的，最近阿里巴巴公布的2017财年公益的最新数据，超过3亿用户、178万卖家通过阿里的平台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公益事业中，企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涂猛：以前我们讲一句话，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叫做“社会捐赠是企业的经济溢出效应”，如今又被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替代，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环境负责，对社会负责。

　　其实，不仅仅是阿里，还包括腾讯的公益平台等等，这样的企业公益行为很难去判断是纯商业的事还是纯公益的事，他们将商业和公益叠加起来，在平台上卖家同时可以开商品店也可以开公益店，用户既是捐赠人又是消费者，角色正变得模糊。

　　记者：企业之外，社会中的个体，在公益事业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互联网的出现，比如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技术优势，是否让普通人参与公益变得更容易？

　　涂猛：中国现代社会公益的启蒙远动尚未完成使命，要呵护好公众参与的势头，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政策、法律的环境。要构成一个政策、法律的激励机制，政府要动员和采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税收政策，美国的遗产税这么高但捐赠出来在税收上可以获得极大的减免，美国人捐赠这么多便与税收有关。

　　第二，加强现代公益的组织化建设。

　　第三，公益组织本身需要创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公益产品需要创新。创新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要接地气，要与服务对象感同身受，到人民群众中去，要不断以服务群体需求为导向设计公益产品，供更广大的老百姓选择。

　　现代公益的基础是普通人的公益热情

　　记者：刚刚提到了阿里巴巴的公益表现，免费午餐六周年的财报也证实普通网民通过互联网捐赠的热情非常高。如何看待互联网上时代普通网民的这种公益热情？

　　涂猛：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互联网勃兴以来，中国人DNA中助人的宝贵因子被激活，中国现代社会公益有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民众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公众热情。

　　第一次井喷式的公益参与是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课堂。199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助学行动”，捐款资助的规模达到50万学生。当时实行了两个制度叫一助一和多助一，比如像个人、部队、班级可以资助一个贫困学生，那么捐赠人则不止50万人。

　　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年全国社会捐赠的总额在千亿左右，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的捐赠。这是社会公益的又一个高峰。

　　第三个标志，是以邓飞的免费午餐为代表的，不再是一种集团化的输出，而是根据自己对公益的取向选择市场细分的领域，这个阶段往往跟着产品走，跟着一个个小品牌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取向开始多元且程度更深，符合发起人对公益的诉求，其一是对品牌的透明度做到公开有效，其二是需要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去参与和体验所谓的公益价值，而互联网正好提供了这种便利。

　　记者：总体来说，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公益事业中政府、市场、草根组织之间的关系？

　　涂猛：从每一个具体的机构来说，跟市场逻辑是一致的。第一块，政府是公众产品的最大提供者，和其他领域的不同之处是通过强制来求公益的；第二块，市场是通过志愿来求私益的；第三块，草根是通过志愿来求公益的。

　　我们分三个层级来看，不管怎么扬长避短，第一条是共性的遵循同一个逻辑——靠使命和价值观驱使。你要让自己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第二，从每个人机构的角度来讲，是依靠核心竞争力来扬长避短。一个组织不是所有的公益都能覆盖，需要看专业化的程度。

　　第三，通过合作，这是最好的扬长避短的方式。面向市场，面向服务对象，需要跨界，需要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