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围棋事业，早早因为建立了国家队而与日韩不同。当年因为年轻人成长速度不如预期，中国曾效仿日本的内弟子制度，让聂卫平、马晓春等收徒。当韩国一统天下之后，中国民间力量自发地效仿韩国大办道场。

　　生于上海的陈祖德尊顾水如为师，也成为得到刘棣怀、汪云峰、魏海鸿等名家指点。聂卫平则尊过惕生为师。年龄在陈祖德和聂卫平之间的王汝南、华以刚，虽然也得到过上面各前辈的指点，但却谈不上师徒关系。等到了刘小光、马晓春、曹大元一代，都受过国家队各位前辈的指点，却谈不上叫师傅。围棋原本被划入文化部，但某次周恩来访问苏联，发现“老大哥”把国际象棋划到了体育部，于是也效仿，把棋类都划到了体育部。围棋国家队的成立，让中国的围棋传承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李昌镐横空出世后，原本引以为傲的的中国青少年培养，反而显得止步不前。于是在领导的提议下，当时的领军人物聂卫平和马晓春分别收下签约弟子，刘菁、周鹤洋、常昊、王磊跟聂卫平，邵炜刚、罗洗河跟马晓春，这便是著名的“聂马六大弟子”。事实上当时队里鼓励老带新，俞斌跟丁伟也签了师徒协议。

　　协议规定，学艺期间，弟子的奖金要按照比例交给老师当学费。聂弟子上缴本人奖金的1/3。马晓春的做法一如他不群的棋风：每人每天收1元钱，一年也就是365元。丁伟上缴20%，但俞斌有规定，两人等级分排名相差40名以内后，自动解除协议，后来等级分差别在40以内了，俞斌特意跟丁伟说“协议解除了”。

　　再后来，聂卫平又收了刘世振、古力等多位弟子，刘小光也收了孔杰、胡耀宇、王檄，俞斌又收了邱峻、王垚，但都没有签协议。首批之后的聂门弟子，行内关系的意义远大于学艺的意义吧。而丁伟一直对俞斌执弟子礼，俞斌也担起为师之责，在丁伟遭遇家庭烦恼之际，俞斌夫妇给予了很大帮助。

　　1999年聂卫平道场成立，之后中国围棋培训市场发展迅猛。在定段成为比高考难上几倍的“挤独木桥”之后，成为职业棋手的成本越来越高。投入大量金钱并赌上了前途的孩子们，总想选择最好的那间学校，而道场为了提高定段率以利于来年招生，也竞相对有望定段的孩子施以各种折扣诱惑。学棋不再是修业，而变成单纯的学习一门谋生技能。名为道场，实则“道”的精神很弱了，道场和家长、学员都很现实很功利了，围棋道场在本质上与其他培训机构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更残酷而已。一定要找不同，那就是道场允许其他学校没有的体罚等教育方式。某围甲主力回忆起道场岁月时说：“谁都曾被罚站墙根儿，老师也不说站多久，也能忙起来把你忘了那你就要一直在站着，而别的路过的老师，见你不顺眼可能会顺便踢上两脚……”

　　学员变换多个道场，多个道场的众多老师都曾给他上课，除了严格的早操、晚课，做不出死活题受罚，淘气违纪受罚，道场不会像以前的老师那样，关心你学棋之外的生活、你的思想变化；而如果你找老师开小灶，按市场价该多少学费就叫多少钱。这样的模式下，很难说谁是谁的师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自古以来这三方面就不单指技艺方面。

　　这样传承的模式，得到继承的是技艺，却丢失了文化。

　　2012年3月，北京，首届百灵杯世界公开赛预选赛。一个中国少年棋手输棋后把手里的一颗棋子摔在地上，让对面的日本棋手诧异。2014年3月，北京，第二届百灵杯世界公开赛预选赛，一位今年很火爆——不，是非常火爆的95后棋手，再对阵韩国对手时，身体前倾到投射覆盖了大半个棋盘，还手里同时拿着几枚棋子，思考时弄出响声。

　　2013年的一场重要快棋赛，国家队领队华学明气愤地对记者们说：“你们还说韩国的白洪淅盘外，你们再看看那两位！”

　　一位70后九段在说起年轻棋手礼仪缺失时显得激动，“在韩国，如果曹薰铉来到研究室，其他人会站起来直到他落座再坐下；在日本，大竹等前辈摆棋时，年轻棋手看棋，要毕恭毕敬站在这里这里看。”他一边说着一边退到三米之外的距离。“我们的一些小棋手，我都认识他们，但走在路上，他们见了连话都不说！”

　　当代中国社会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对事情喜欢量化、现实化，对认为是“本质”的东西去追求极致。不菲的经济成本和高昂的人生代价，让成为职业棋手成为单纯的谋生需求，师生关系变成纯粹的学费换课时关系，评价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提高棋艺，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有没有定上段、能不能打上围甲。

　　严格的师徒相承、缺少开放式交流的方式阻碍了技艺的提高，纯粹的学费换提高岂不是也伤害了围棋的文化属性？围棋之道绝非“虚”的东西，道场、老师、国家队，每一个前辈棋手，都有义务去维护传统中好的东西，而不要让恶习成为自然的常态的，我们才去怀念围棋曾有的内涵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