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２００９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在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两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前主任谢亚龙、南勇１３日一审均被判刑１０年６个月。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杨一民、张健强、陆俊等人此前已分别受到了法律惩处。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在震惊、痛惜之余，应该深刻反思中国足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反思之一：足球主管为何纷纷倒下－－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３年前，南勇正式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曾对祝贺他的熟人说：“说不定是坏事啊。”一语成谶。而他上任伊始用来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词“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尤在耳边。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中国足球界自１９９４年推行职业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谢亚龙、南勇两人倒在“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火山口上。这已无法单纯用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来解释。
十年前，南勇带病坚持亲赴十强赛现场后，因胃出血病倒在医院，他的吃苦敬业曾让时任“掌门人”阎世铎感动至潸然泪下。在他被捕之前，许多圈内人对他的评价也都不错。
２００２年，南勇以团长身份带领中国男足历史性地首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２００４年他在击破Ｇ７俱乐部“造反”中起到关键作用；２００９年“转正”后，他打破央视转播坚冰，签下耐克赞助中超的合同……
铁腕，敬业，敢干，是圈内对南勇的普遍评价。然而，在几乎功成名就的时刻，那个上任时高举“反黑”大旗的“南头”，却将自己“反”进了牢狱。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在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体制上的先天缺陷，这不是导致足球腐败的唯一原因，却是根本所在。无论是“南头”，还是“龙王”，他们虽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
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由重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足球管理部门“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机构设置早已广受诟病。足管中心、足协、中超联赛公司……多种身份给足球高层管理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挡箭牌，他们可在其中来回钻空子，有好处就捞，有风险就躲。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个问题：谢亚龙、南勇们，他们到底是一个公司的ＣＥＯ呢？还是政府的官员呢？他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 “中国体育制度的‘双轨制’必然产生如谢、南这样的官倒。”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产业研究专家易剑东说得更直接：“作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却直接介入了联赛的市场行为，又管又做，犹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监守自盗”。
在这两期的审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实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Ａ上海德比的好戏和２００９年中能保级的闹剧。有足球高层领导撑腰，“黑哨”才敢肆无忌惮，还能成为“金哨、银哨”。
至于足协领导们，虽然负责和主导联赛的运营，却不像真正的ＣＥＯ一样为联赛的兴衰承担任何责任。体制成了“保护伞”。
郝勤说，中国体育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
２００４年制造了联赛首起罢赛事件的北京现代队（现北京国安队），如今洗清冤屈。当年执法裁判周伟新交代的案情证明，北京队确实是“黑哨”的受害者。
时任北京国安队总经理杨祖武当时曾向新华社记者痛斥假球。事隔多年，老人冷静了许多：“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实践证明不是好的，正是它制约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易剑东认为，“四分开”应该作为包括足球联赛在内的职业体育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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