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良渚玉琮（cóng）资料图片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资料图片

　　前些天，记者在北大听讲座，发现早期中国存在一个“朋友圈”。

　　临近2016年末，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邀请考古界一流学者，以学术PK的方式，介绍浙江良渚、陕北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与河南老乡、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一起，记者在现场体验了考古学界的“华山论剑”。

　　考古大咖们的演讲精彩不断，最让我们震惊的，是四五千年前的江南、塞北和中原，竟然有很多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早期中国文化交流的范围之广，超出我们的想象。

　　考古发掘表明，巅峰期的良渚曾举兵北征，逐鹿中原。地处陕北的石峁人，“也应该知道遥远的江南有一个良渚世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说，他相信早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上层奢侈品的交易网络。

　　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则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存在广泛的互动和融合，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促进了社会变革和进步。处于中国地理中心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交流和互动的核心区域。大约4000年前，各地文化先进因素在这里完成整合，中国历史进入多元一体的王朝时代。

　　这次文化整合意义重大。中国虽然屡屡王朝更替，但一代接着一代，传承关系非常清楚。即使有分有合，分裂时不忘统一，统一时努力维护统一，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韩建业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四五千年前，经过长期的交流互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统一体。而后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整合，也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强盛的时期。

　　“动手动脚”发现“满天星斗”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这两句话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悠久，国人历来为此自豪，但中国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又是如何起源的，过去没有人深究。对于传说的三皇五帝，过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质疑“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上古史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肩负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说，就是要通过考古寻找中国早期历史的直接证据。

　　从那时开始，中国考古“动手动脚”，逐渐成为显学。最初的几十年，重大考古发现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随着三门峡仰韶、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新郑裴李岗等遗址先后被发现，中原文明谱系渐渐清晰起来。因其他地区考古成就十分单薄，“中原起源说”成为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是受中原影响的结果。

　　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与文明起源相关联的考古新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发现巨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心建筑面积达290平方米；

　　辽宁省凌源牛河梁发现红山文化后期祭祀中心遗址，包括“女神庙”、长方形祭坛和三重圆式祭坛；

　　浙江余杭发现良渚遗址，美轮美奂的玉器，巨大的城址，宫殿区、内城、外郭城三重结构，显然已经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准。

　　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发现巨大的古城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当时发现的龙山时代30多座城址中最大的一座。显然这也是一个文明中心，其发展水平应该不低于良渚文化。

　　有趣的是，这个时代发现的重要遗址都不在中原，而是分布在中原的四周。从此，学术界主流观点发生转变，认为中国文明并非仅仅从中原发源，而是有许多起源中心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将全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十区，后来又归并为六大区，即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两湖区和下江区，这就是所谓多中心说。苏先生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不过，苏先生认为，六大文化区之间并非互不关联，它们之间碰撞融合，形成一个“朋友圈”，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8000年前“朋友圈”有了雏形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位郑州女教师写下的字条，曾引发全社会共鸣，喜欢远方的人真不在少数。

　　遥远的古代，喜欢远游的人应该也不少，各种原因引发的远游和迁徙，大概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文化交流的方向和模式，则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详析中国地理环境：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自然环境各不相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逐渐发展出诸多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如“满天星斗”。而中国的四周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环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各文化区相互之间必然发生联系，构成一个“朋友圈”。

　　处于地理中心的中原，自然与其他文化区发生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或许中原最初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其他地区高很多，但更广泛的交流和互动，使中原博采周边文化成就，加以融合发展，越来越成为“朋友圈”的中心，当上了“群主”。

　　据韩建业研究，这个“朋友圈”在8000年前就有了雏形，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对“朋友圈”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形制规整、火候均匀、器类丰富,壶类造型多样、功能细化，还发明了鼎这种中国最重要的炊器；石铲、锯齿形石镰等工具磨制规整，石磨盘多琢出四足，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周围文化。裴李岗文化聚落已小有分化，小的面积仅几千平方米，较大的舞阳贾湖遗址有5万平方米，新郑唐户遗址更是达30万平方米。

　　从陶器、石制工具、住宅、葬俗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韩建业认为裴李岗文化对其他地域文化影响很大，它强盛时向西扩大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衰败时向东迁徙，将中原文化因素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中，从而形成早期中国文化“朋友圈”的雏形。

　　5000多年前“朋友圈”正式形成

　　在韩建业看来，早期中国文化“朋友圈”五六千年前就正式形成了，完成这一“大业”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遗址位于三门峡陕州古城南，经考古发掘之后，以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大约6000年前，庙底沟类型异军突起，极具活力，迅速拓展影响范围。这个类型文化出现后，从自己的核心区——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向周围强力辐射，西到甘肃、青海、四川西北部，东到河南东部，北过河套，南达江汉。它的影响还波及更遥远的地区：东北远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东达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南面则跨过长江，深入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庙底沟富有特点的彩陶，更是广泛传播，掀起了史前中国一次壮阔的艺术大潮。

　　研究者认为，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不仅使仰韶文化内部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其他地域文化交融联系，形成“朋友圈”，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

　　“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张光直在《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写道，“我们看见了一个会持续1000多年的有力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

　　庙底沟的强力扩张，激发了周边文化的活力，促进红山文化、大溪文化的发展。但数百年后，庙底沟的强劲势头衰退，周边地区开始反弹，来自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占领南阳，越过平顶山，到达郑州一带；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也越过豫东，进入中原腹地。

　　这个时期的中原无疑处于低潮。对于当时中原的人们来说，外来文化因素的大量进入，必然意味着一次痛苦的经历。但这次被动的文化交流，却也意味着更多的吸纳、更多的学习和交流，在经过磨难和奋争之后，日益增强的外来影响，反而逐渐转化为新的能量，中原文化逐渐又活跃起来，出现一些新的器物，表明中原重新开始了主动吸纳、融合创新的道路。又经过约1000年的激荡沉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光芒渐渐黯淡，而中原文化强势崛起，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的文明核心地位。

　　中原文化为何逆势崛起？

　　早期中国“朋友圈”形成1000多年后，社会经历深刻变革，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是新面孔，有的是后继者。在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圈里的成员主要有良渚、石家河、陶寺、山东龙山、陕西龙山、河南龙山（王湾）等。

　　距今4000多年前那段日子，大家似乎过得都还不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一些发达的文化。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繁荣景象：聚落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较大幅度地增加。

　　但在距今4000年左右，情况却突然间发生巨大变化。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人口似乎大幅度减少。“朋友圈”中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咖相继消失，被一些新面孔取代。而奇怪的是，这些新面孔都没有“前任”帅，穿得也没有“前任”体面。整个社会似乎都在退步。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发展为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断层，也没有衰退，反而吸纳、整合良渚、山东龙山等先进文化因素，生机勃勃，逆势崛起。

　　中原崛起，周边大范围衰变，这是为什么？这个谜一样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浓郁的兴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巍对此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大范围衰变为哪般？

　　在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传统，并再创辉煌，其酒器丰富多彩、造型优美，质地纯净的黑陶和白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尤其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壳陶”，令人叹为观止。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山东龙山被岳石文化取代，其陶器、石器、玉器，都与“前任”相差甚远。

　　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盛极一时，其高超的琢玉工艺、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神秘的祭坛、巨大的城址，都令人惊叹。但良渚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玉器很少，陶器的质地、造型、制作工艺也与良渚相差甚远。

　　大范围衰变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原崛起打压了其他地域文化吗？史书中有大量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述，学界一般认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是“三苗”，考古发掘也证实，石家河文化衰落后，该地区呈现中原文化面貌，被纳入中原文化系统。

　　良渚的衰落，也可能与此有关。王巍指出，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了与豫东龙山文化风格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被称为“南荡遗存”或“广富林遗存”，其年代晚于良渚文化。似乎在良渚文化军事扩张失败之后，中原势力南下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他们的到来可能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有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也认为，考古学线索表明，良渚的衰落始自北征的失败。

　　但军事征伐不能解释其他地区文化的衰变。王巍认为，气候的异常变化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国内外古环境专家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气温大幅降低，降雨极不正常。而先秦不同文献均记载了尧舜禹时期的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在山西陶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均发现洪水泛滥留下的痕迹。一些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厚达半米多的淤泥层。

　　上述种种，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大范围文化衰变。

　　中原文化务实进取

　　在那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原地区没有衰落，反而在战胜灾难的过程中兴盛起来，原因何在呢？王巍从自然环境和文化性格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黄河中游位于中国的二级台地，地势高低错落，古代人多聚居在河边的台地或山坡上，因此受洪水的影响较小。二里头文化来自嵩山地区的王城岗、新砦，与洛阳盆地相比，更可免受洪水泛滥之苦。此外，黄土渗水性好，洪水退后，可以迅速恢复生产，进行自救。中原种植粟、黍、小麦、稻、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农业的多样性，也使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

　　中原逆势崛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务实进取、韧性十足的文化个性。

　　大量的考古发现，使学者们对不同地区文化个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红山、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的贵族墓葬中，往往随葬数量众多的高等级玉器、精美陶器。凌家滩遗址的一座墓穴虽不足7平方米，随葬品却多达330件，仅玉器就多达200件。这些地区文化宗教色彩相当浓厚，无节制地将大量社会财富、人力物力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建筑和活动中。

　　而中原遗址也有恢弘的建筑、大型的墓穴，但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几件陶器，一把玉钺。严文明先生指出这是一个“务实进取”的文化，“强调军权和王权，讲究气派，却不尚浮华”。

　　王巍认为，中原文化务实进取，注重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其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治理洪水需要分工协作，组织严密，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完善了管理机构，加快了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使得中原逆势崛起，建立夏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二里头崛起“最早的中国”

　　“中原崛起之后，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并非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退步，而是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即从原来的以自己的独自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夏商王朝为核心共发展的轨道上来。”王巍说，“就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而言，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

　　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标志，是二里头遗址。

　　在北大讲座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长许宏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介绍，他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其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许宏说，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连云南都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显示了其中心地位。

　　在建筑方面，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基于以上，他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异议。（首席记者 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