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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5日，俗称“雾炮车”的多功能抑尘车，在郑州街头喷雾降尘。喷射的水雾颗粒达到微米级，能有效分解空气中的污染颗粒物、尘埃等，有效缓解雾霾。 图/CFP

为降低工地扬尘，郑州部分工地塔吊铺设“淋浴”系统，喷水雾降尘。 图/CFP

8月14日，郑州街头的洒水车。这些车辆每隔两个小时便洒水一次。图/CFP

9月10日，郑州一处盖上防尘网的拆迁工地。目前，郑州市内有2000余个工地，这也曾是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之一。新京报记者翟星理 摄

　　郑州成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2015年7月28日，郑州市长马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据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39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列倒数第三。

　　其实早在此次约谈8个月之前，市民李国发就郑州雾霾问题，以向市长马懿发公开信的形式，质疑政府“治霾不力”。

　　这封公开信之后，郑州一直推行的部分治霾措施饱受质疑，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对街头洒水治霾的争论，这也让三大污染源之一的工地扬尘治理，成为市民诟病的重点。

　　在这场争论中，郑州市区的2000多个工地仍在开足马力施工，为把握发展机会，“长痛不如短痛”的思量一度占据上风。约谈之后，郑州也在找寻治霾良方，向兄弟城市学习如何“标本兼治”。

　　9月10日清晨，刚接车的贾鲁敏，打开广播收听天气预报，这是他每天接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贾鲁敏患有鼻炎，从2012年起日益严重，雾霾天里，他的鼻腔总是瘙痒难耐，呼吸不畅。

　　这天，郑州空气质量指数127，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即便是一直关着车窗开着空调，贾鲁敏的一整天仍在跟不畅通又瘙痒难耐的鼻腔做斗争，忍无可忍后，他把两团浸满水的棉花塞进鼻孔，索性张着嘴呼吸。

　　今年7月28日，郑州市长马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

　　在被约谈之前，郑州刚召开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动员大会。市长马懿在会上称，郑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目标是“要坚决遏制大气污染继续恶化趋势，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比2014年好转”。

　　在这些控污治霾的举措中，给郑州出租车司机贾鲁敏最直观的感受，是每天往复于各条街道的洒水车，“市长被约谈后，洒水更频繁了，有时等个红绿灯，能看到三辆不同的洒水车作业。”

　　“已没有后退余地”

　　今年上半年，郑州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39天，在74个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三。

　　在贾鲁敏的印象中，今年还不是郑州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2013年冬天是最差的，医生直接建议我暂时离开郑州。”

　　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也似乎印证了贾鲁敏的说法。报道称2014年1月河南召开两会时，郑州市区雾霾严重，省政协委员、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晓红对来自濮阳、鹤壁、安阳的委员们说：“不好意思，让你们来郑州受苦了，替我们吸一点雾霾吧。”

　　郑州的雾霾到底有多严重？

　　环保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有39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位列倒数第3，其中4月至6月连续3个月，都是倒数第二。

　　也正是因此，郑州成为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空气质量的好坏，不仅决定着排名和约谈，某种程度上也似乎能影响一些商人的投资决策。

　　福建客商林金伦对此深有体会。2010年，他将自己家族在南方经营的户外运动品牌分店开到了中原区爱民路上，生意红火。但好生意持续了不到两年。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这家品牌店经历了郑州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

　　“2014年冬天是个坎，空气差到没人愿意进行户外运动。”林金伦说，郑东新区一个户外慢跑组织在那个冬天宣告解散，教练最后叮嘱大家的是尽量减少外出运动，“想锻炼改室内游泳吧。”

　　林金伦的户外运动店没能挺过郑州的雾霾天，最终关门歇业。

　　林金伦的经历或许说明不了太多，而郑州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胡荃的一句话，则更为直白：“这样的空气质量，让人出去招商，脸上都挂不住。郑州大气治理已经没有后退余地，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