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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台电脑,学生很乐意帮老师录入资料
因为没有足够的改建条件,有两间教室是半开放式的。即便如此,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条件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18年了,春笋学校依旧是“黑户” 每次拆迁,学校都要搬家
校长说,如今他只求安全教学、提高质量,干好办学这个良心活儿
奔波十多年无果
他求名分的心已经死了
昨天,《河南商报》A16版、A17版报道了挤在郑州一个废弃商场里的民工子弟小学——春笋学校。
18年来,春笋学校接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却依旧是个没有资格证的“黑户”,四处漂泊。尽管渐渐被相关部门“默许”,但求来一个固定校舍仍是奢望。
漂泊的学校
昨天,春笋学校放了一天假。
一方面是准备小升初报名,有诸多琐碎的事要做。学生家里户口、证件不齐的比比皆是,通常从5月起,就要一个个核查、补办,以免耽误报名。校长杨万霖和妻子汪莲,为这事忙了一整天。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又赶上了商户一年一度的“协商日”。因为早些年商户和商场的开发商有纠纷,每年总要过来找物业协商一次。不想让他们看见这里租给了学校,也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这种场面,汪莲他们决定“躲一躲”。
这里的400多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姚寨、常寨拆迁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去年接到常寨拆迁的通知,杨万霖就开始寻找新校址。最初打算搬到圃田或西三环附近,但这些地方家长都嫌远,学校又没条件提供住宿,只能就近找新址。有个条件还不错的,算下来房租一年就要几十万元,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
最后,就算是这个废弃的商场,也是丰产路办事处出面才协调来的。
从1995年办学到现在,春笋学校已经习惯了“漂泊”。从最初的白庙、大铺、姚寨、枣庄村、常寨,再到现在的废弃商场,他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姚寨曾经盖过的一个四合院。再后来,租过一个幼儿园,有跑道、木地板,但没多久,因为开发商欠款,幼儿园被收回拍卖,他们再次回到村庄的民居。
有个固定的校舍,早已经成了奢望。
办学18年,搬了5次家
辛苦“求名分”
奔波十多年,拿证还是个奢望
51岁的杨万霖,老家在信阳商城县。在办春笋学校之前,曾是一名中学教师。
2000年,春笋学校已有1000多名学生。他们买了中巴车,负责接送。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逐渐增多,入郑州市公立小学需要证件齐全、通过考试、不能插班,还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有时即便都符合,学校也接收不了这么多学生。这让春笋学校这类门槛低、收费低的民工小学有了极大市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万霖打算为学校讨个“名分”——取得办学资格许可证。
这么多学生,这么大规模,如果不被承认,没有任何资金和政策支持不说,还可能随时被查处,正常教学都难。
从2000年起,杨万霖开始了漫长的奔波。
申请基本上都被打了回来——要有固定校舍、操场,教学设施达到一定条件。就这些要求而言,学校基本上不合格。
在别人点拨下,他想办法打点,但依旧没有结果。多年后汪莲提起来,把这归为性格问题。“我们俩都是老师出身,脸皮薄。尤其是老杨,人家第一次拒绝他第二次就不好意思上门了。”
在2002年,曾是杨万霖认为最有希望的时候。那时候学生有2000多人,他们在姚寨自建了四合院,开设了音乐、英语、电脑等各种课程,最终因“没有操场、一个楼梯过窄”等原因,依旧没通过。
那几年,汪莲明显觉得,杨万霖脾气都有点怪了。一听说要拆迁,他就半夜起来抽闷烟。她劝丈夫:“不行就算了,咱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
到后来,四合院随着姚寨被拆迁,没有了固定校舍,拿到证更是个奢望了。最近几年,杨万霖“求名分”的心已经死了。
低调“办学”
再报道,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没有办学资格证,挡不住春笋学校的名声和汹涌而来的外来务工子女。
2001年,本地曾有媒体称之为“郑州条件最好的民工子弟学校”。
因为一直无法申请下来办学资格,春笋学校受到了各家媒体的关注。本地报纸、电视台轮番报道,新华社也进行过采访。
有人见他就调侃:“老杨,这几天上电视没?”
他越来越谨慎,开始奉行“低调做人、关门办学”。
从2008年后,他就很少再接受媒体采访了。其时,他已经办学13年,其间的弯弯道道早已摸透。“再报道,存在的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再有记者打电话,他基本上一概婉拒。他还给妻子交代,少说话,多做事,不该说的都不要说。
春笋学校逐渐淡出媒体视野,依然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占着好口碑。
后来,随着郑州市的政策逐渐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开,公立小学可以容纳一部分学生了,但通不过考试的、插班的,依旧要来春笋学校。
近几年,春笋学校的学生一直保持在几百人。
杨万霖现在就干两件事:“重视安全,提高教学。”他安排了专人值班巡查,制定对老师的考核措施。当不再花精力去忙其他事,反而能心无旁骛。
郑州市类似的民工子弟小学有20多所,校长们时常保持联络,这中间极少有人能办来证,现在也基本上都不提这事了。
问心无愧
多年以后
想想没干过没良心事儿就行
春笋学校办学十几年,学费从最初的一学期180元,涨到了600元,后来是800元,现在是1000元。
前几年,有人曾在网上发帖子算账,说一年算下来也收几十万元学费,难道校长就没钱把教室好好装装?
杨万霖很委屈。十几年来,物价早已增长了几倍,教师工资、校舍租金都在涨。
他说,一年确实能盈余十来万元,但这种学校随时都可能拆迁,抗风险能力太差,必须留点资金。而且,有几次刚装修没多久,又要搬,投的钱全都没了。
这个帖子也被网友反击:如果办学是暴利行业,为啥不让房地产开发商都去办学校?
网友同时评论:可见做好事办学的社会环境有多差。
杨万霖和汪莲打算,以后若有机会,要把学校往郑州周边迁移。随着中心城区的拆迁,外来务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往外迁。
虽然顶着“黑户”的名字,但杨万霖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来郑州打工的,都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进不去公立学校,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条件差点,但有个学校总比没有强。这些孩子本来受到的关爱就少,初中以后辍学率远远高于本地孩子,如果小学都没地方念,他们怎么办?当然,以后公立学校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接收这些学生,他们的使命也许就到头了。
汪莲和杨万霖有时候会回想这么多年的办学历程,现在反而不觉得辛苦了。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个“良心活儿”,不求出名,不图挣钱。多年以后,搬个小板凳晒太阳时,记得这辈子没干过没良心的事,就够了。(记者 李肖肖 实习生 徐方方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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