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楠、梦婷的家。对她们的父母来说，待在贫困的家里，不如出去学一技之长 侯建勋/图

　　报纸截图

　　5月16日，孩子们被接到了上海一救助站。他们已习惯了上海的生活，并不想回家，也不想上学

　　在上海酒吧里表演杂耍的孩子们，被送回开封老家上学了

　　他们并不情愿回到家中：不想上学，去打工年龄又太小，看不到希望

　　亲戚、家人也很困惑：背井离乡和在家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哪种命运更坏些？

　　5月19日，在上海练杂耍的小梦婷与其他5个伙伴儿（5月16日河南商报A13版），被开封警方接回了家，继续读书。

　　这样的结局，令原本想为孩子谋条出路的家长无奈，孩子们也不情愿，他们说：“上海哪儿都好，家里哪儿都不好。”

　　消息

　　流浪演出的孩子们回家了

　　5月19日下午，小梦婷与同伴们一起，被送到了开封老家。

　　回来前的那几天，他们一直待在上海市浦东区救助站。15日晚上，上海警方把他们送到了那里。

　　这样的结果，让带着他们的姑姑单梅觉得委屈。“怎么能让孩子们住救助站呢？他们说饭难吃，早上跟中午都没吃饭。”

　　16日下午，单梅让亲戚送去了牛奶，还给孩子们买了饭菜。

　　警方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上海警方称，并没有任何虐待孩子、强迫孩子劳动的情况出现。

　　“也不是拐卖，是父母主动送到这儿学艺的。”16日早上8点，赶到上海处理情况的开封市公安局打拐办一负责人告诉河南商报记者。

　　河南商报另外一路记者带着6个孩子的照片，到半坡店乡叶庄和万隆乡小谢庄找村民辨认，被告知“照片和孩子都能对上号”。

　　如今，孩子们被送回了家，当地政府已为他们联系好了学校上学。

　　讲述

　　“与孩子家长

　　没有任何金钱交易”

　　微博打拐志愿者、警方以及媒体的介入，打乱了单梅与孩子们的生活。之前，她一直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的酒吧里表演杂耍。

　　单梅说，孩子们被送回老家，对她并没有损失，被伤害的其实是孩子们。

　　在她看来，在上海生活了几年之后，孩子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很难说哪种命运更坏一些，是背井离乡还是在家乡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

　　单梅无法不为这些孩子担心，他们就是曾经的她——她初中毕业后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后学习“顶技”，最后在上海“单干”，5年前成立了“上海市东方龙艺术团”。

　　艺术团主要为开业、庆典、婚礼表演，生意还“凑合”。表演15分钟，商家会给百十元红包。

　　单梅渐渐在上海站住了脚，贷款买了房子，也有辆车。“我根本不可能利用孩子赚钱。”

　　这也正是亲戚们愿意让孩子跟着单梅学艺的原因。

　　单梅带着这些孩子，管吃管住，“他们可以学门手艺，有条出路。”

　　她强调，她与孩子家长没有任何金钱交易。

　　现状

　　贫困是这些家庭绕不过去的坎儿

　　提起小豪杰，半坡店乡叶庄村民唏嘘不已。“那个小孩太可怜了！”

　　五六年前，小豪杰的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哥哥张纪永也入赘到了别的村。

　　小豪杰家的院门长年紧锁，透过门缝看去，院内杂草丛生。

　　其余5名孩子，都是万隆乡小谢庄的。

　　5月14日，坐在“破院”里，小梦楠、小梦婷的母亲王焕叹息：“没办法，穷啊。4个娃每月得1000多块钱，家里就七亩地，还有人情往来，真养不起。”

　　被送到上海前，看到别家小孩吃零食，小梦楠、小梦婷会眼馋地盯着看。王焕就给她们讲道理：“咱家穷，跟人家没法比。”

　　贫困，已成为这些家庭绕不过去的坎儿。

　　心声

　　让孩子学艺是想找条出路

　　对这些家庭而言，将孩子交给单梅带，成了走出农门的一条不错的出路。

　　此前，张纪永在外打工，小豪杰跟着大伯生活。乖巧的他学习不行，就提出学杂耍。

　　张纪永同意了。“也是条出路。不能像我这样，一直打工。”

　　看单梅在上海“混得不错”，王焕主动提出让小梦楠、小梦婷跟着对方，“村里有几个考上大学的，读书以后还得打工，还不如学艺呢。”

　　在她看来，即便将孩子留在家，孩子的未来也可以预见：初中毕业后，如果不走出村子，几乎只有结婚生子一条路。

　　去年，在昆山打工的王焕曾三次去上海看孩子。

　　孩子们领着她在上海四处转，王焕更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单梅对孩子们很好。”

　　困惑

　　孩子们被送回家了该怎么办？

　　16日，王焕被叫到万隆乡派出所，民警询问她和单梅的关系、孩子的情况，还给她抽了血。

　　王焕知道“打拐”的事，也对志愿者表示感谢，但她更希望孩子们留在上海。“年龄大了，回来也没法上学。打工年龄又太小，能去做什么？”

　　王焕说，平常，她打电话问孩子“想妈妈吗”，答案是“想”。但要问“想家吗”，得到的答案，都是痛快的“不想”。

　　这次志愿者的“打拐”活动，也打乱了她把三女儿送到上海的计划。

　　“还不是想给她们找个改变人生的机会！”王焕叹口气，幽幽地说。

　　张纪永和王焕态度相同。“我想让他上学，他不愿意，你让他回来怎么办？”

　　去年8月，小豪杰曾在电话中说，五六年后，他要自己办个小学校。这话，让张纪永心头一震：“我说行，到时候哥砸锅卖铁，借钱也要支持你。”

　　20日上午，小梦婷坐在万隆乡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她听不太懂数学老师讲的，“下课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

　　上海“什么都好”，而老家“什么都不好”。小梦婷说，她想回上海。

　　“只能这样了，以后再说吧。”问起孩子的将来，王焕这样回答。

　　记者手记

　　一场尴尬的“解救”

　　5月16日那天，上海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都没停。

　　这是一场尴尬的“解救”：不存在拐卖，也不存在虐待。甚至，单梅对孩子们还很不错。

　　开封市公安局打拐办一负责人说，虽然没有拐卖、虐待，但孩子们毕竟有受教育权。

　　他说得很对。孩子们被送回了家。

　　只是，孩子们“受惊”的眼神，家里破败的房屋，还有家长们的无奈，都让这场“解救”难逃尴尬。

　　网上，是要求把孩子送回家读书的呼声；网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家，家长和孩子的不情愿。

　　正如单梅担心的那样，孩子们已经回不去了。

　　法律是严肃的，现实却很骨感。

　　坚持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不被剥夺，还是接受孩子早早被送出去学杂耍、表演、童年被“折叠”的现实？必须做出选择。

　　或许，我们能为这6个孩子找到愿意免费接收他们的艺术团或杂技团，但对和他们命运相似的孩子们，我们显得如此无能为力。

　　如今的尴尬，不单是志愿者、媒体的尴尬，更是福利保障体系的尴尬、社会的尴尬，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尴尬。

　　（记者 段艳超 见习记者 程国昌 实习生 张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