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一周，在上海从事行政工作的何慧就接到通知，单位安排节日值班。并且，按多年惯例，没有加班费或补休。去找领导说理，领导却振振有词：“值班是员工的义务，和加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加班变值班，一字差千金。加班费的计算是法定的，根据《劳动法》规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须分别支付两倍和三倍工资；而值班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只是依据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执行。因此，值班费往往要比加班费低得多，有的单位甚至干脆没有。
加班还是值班并不难区分：值班是指单位因安全、消防、假日等需要，临时安排或根据制度安排与劳动者本职无关联的工作，或虽与劳动者本职工作有关联，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工作，一般为非生产性的责任，如看门、接听电话等。加班则指劳动者在平时正常工作时间外，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事实上，一些用人单位把加班说成值班，并非“傻傻分不清楚”，而是有意规避责任，为拒不执行补偿工资找借口。
其实，“加班变值班”的文字游戏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劳动法》在规定补偿工资时，其前置条件是“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无论是打着加班还是值班的旗号，只要期间继续工作，就应该按《劳动法》规定加倍付酬。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缘何依然敢偷梁换柱，给违法行为披上“皇帝的新装”，值得反思。
大部分劳动者都有一种弱势心理，不想为了加班费而得罪上级甚至丢了饭碗。这固然给了一些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底气，但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的监管缺失，让用人单位变得有恃无恐。
《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各级工会“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然而在现实中，监管却往往成为不管。一方面，劳动部门缺乏主动意识，更多停留在“民不举，官不究”的层面，而不是加大执法力度，积极通过明察暗访为劳动者维权撑腰；另一方面，工会也未能发挥作用，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缺位，使得劳动者个体陷入“一个人战斗”的维权困境。反观国外，真正为劳动者讨要加班费，乃至进行日常维权工作的，正是大大小小的工会组织。英国、德国甚至对于加班费没有规定具体的发放标准，而发达的工会组织却能通过劳资双方自行商议，确保劳工福利不会因此降低。
今年是我国《劳动法》颁布实施第18个年头。日前有媒体将法律规定与现实对照，发现一些早有明确规定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条款，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被削弱、变形甚至“忽略”，比如少缴漏缴社保、产假未完被迫上班、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等等。纵观这一系列问题，症结不在于法律本身存在漏洞，而是执法者没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导致用人单位敢于漠视法律。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只有强化监管部门的责任，走出“监管变不管”的怪圈，才能树立用人单位的敬畏，终结“加班变值班”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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