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配合政府拆迁，常松峰和65岁的父亲常振兴双双变成了网上“通缉犯”，不得不“亡命”天涯。得知被通缉的那一刻，刚做完手术的常振兴，这个一辈子受村民爱戴、曾因别人说一句共产党坏话就跟人红脸的忠诚党员，一瞬间泪流满面。“全部根源在拆迁。”镇领导在电话中对常松峰说，如果你配合拆迁，其他事就都不是事了。父子俩清楚，因为拆迁，他们成了杀给猴子看的鸡。
在拆迁屡屡拆出恶性事件，拆迁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的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也见怪不怪了。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视而不见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地方政府一再使用的手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并表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怎样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当前各地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应当成为干部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发自河南林州
知道自己被网上通缉的那一天，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村民常松峰正在北京一条不知名的街上。炎炎的烈日下，那个致命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出于好意的初衷并没有丝毫减轻这头接听者的惶恐——在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眼里，通缉，这个几乎可以跟罪大恶极相等同的字眼，在电视上、报纸上、新闻里、十万八千里远的距离，瞬间砸落在他身上，没得闪避。
“记住，别从车站买票回来，不要用身份证……”电话那头还在嘱咐着，常松峰回过神来，跟朋友道了谢。转身，他向一辆空驶过来的出租车招了招手，钻了进去。
汽车驶向北京武警总医院，他的父亲常振兴刚刚在这里做完了颈椎手术，这是他们此行来北京的目的。随后呆在北京的几天，常松峰再没敢回到之前入住的酒店，他一直留在医院，直到朋友开车把父子俩捎离。
常振兴坐在后座上，脖子上的固定器在颠簸的车程中戴得极不舒服，他一路上都在唉声叹气，不是因为手术，这个65岁的老人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被优秀党员干部光环包围的自己，居然成了网上追逃的通缉犯。
“亡命”天涯
通缉令是在8月底下发的，距离现在已经将近3个月了。
这些日子以来，常松峰过着避世的生活——不回家、不见妻儿、不用身份证，极少出门，尽量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每天的日子机械性地重复：看电视、上网、吃饭、睡觉，即便这样，体重也在两个多月内迅速地降下去，减少了20斤。
偶尔，他也会打个把电话，了解家里人的状况。但这种日常的问候往往是种奢侈，因为他被当警察的朋友警告，任何试图与家人联系的举动都是危险的，会暴露他的行踪。
当然，接到他的电话对于家人来说也是奢侈的，因为他此前的手机号早已弃用，妻子张永玲没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过多久才能在遥远的通讯工具那头听一听他的声音，知道他还算安好。
“我已经半年没有见过他了。”话刚出口，这个外表看起来很精干的女人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常松峰的惶恐和紧张在慢慢缓解，在朋友的劝解下，他有点想通了：“我既没违法，更没犯罪，为什么要害怕呢？”
从刚开始听到街上呼啸而过的警车发出的鸣笛声就吓得心惊肉跳想找地方躲藏，到现在终于敢到所住小区的门口透透气，散散步，常松峰自嘲说，他可能有点习惯了。
常振兴，这个一辈子受村民爱戴却不得已因病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党员，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成为网上追逃人员的事实。
在北京刚进行完自己人生的第二次大手术，躺在病床上，常振兴得知了这个“噩耗”，这个曾因别人说一句共产党坏话就跟人红脸的忠诚党员，一瞬间泪流满面，那段时间，身边人听他念叨得最多的是：“没有想到，临老落得这样……”
回到河南后，因父母的坟地搬迁，常振兴冒险回了趟家，在一个初冬的晚上，悄悄地，“像小偷一样”，躲着不出家门，从来不出现在一楼的厅堂里，从来不敢走到阳台，接近窗口时永远小心翼翼。
父子俩是同一天被“上网”的，他们习惯这么说，避免用“通缉”这个自己都很难接受的字眼。
父子俩很像，这甚至能从通缉令(公安系统内部网上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上看出来，两人的体貌特征都是八个字的描述：大头，三角眉，椭圆眼。虽然涉案案由风马牛不相及，但两人的编号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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