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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跟《大寒》上院线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怀着最大的信念，但心里（对结果）都没有期望。”电影《大寒》的导演张跃平这样对观察者网说。

　　“慰安妇”题材电影《大寒》，在年初以143.1万的票房惨淡收场后，近日获得大量网友关注，并将于8月重新上映。

　　电影的线索人物是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36年来，他走访了127位“慰安妇”受害者，并多次带领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维权。但就在前几天，随着曹黑毛奶奶的离世，127位老人全部抱憾而终。

　　张双兵对观察者网表示，虽然老人们都离开了，但他不会停下为她们讨公道的步伐：“这个不会结束，老人去世之后还有她们的子女。”

　　张双兵（图片来自环球时报）

　　“没有帮老人讨回公道，惭愧得很”

　　张双兵是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退休前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

　　1982年，张双兵偶遇曾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的侯冬娥，发现老人生活艰苦不堪，还被村里人指指点点。

　　在报纸上读到“慰安妇”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要赔偿之后，张双兵决定帮助侯冬娥们讨还公道，从此开始了走访“慰安妇”、收集整理资料并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的过程。

　　这一坚持就是30多年，他跑坏了六七辆自行车，骑坏了3辆摩托车，走访了127位老人，多次带着老人们走上日本法庭，控诉日本政府的罪行。

　　张跃平把张双兵看作“民族英雄”，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之后，张跃平就有了把张双兵的故事拍成电影的想法。

　　张双兵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只是一个老百姓、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吧。我做了，但是这个结果不好，惭愧得很呐，惭愧。”

　　张双兵说，老人们是出于对自己的信任，才将藏在心里的那些沉重痛苦的过往和盘托出。她们当年被日军凌辱，受过的苦难太多了，这些过往一直是她们心里的大疙瘩。当她们得知张双兵可以帮助自己向日本政府讨公道时，就哭着将伤口揭开，把苦难讲述了出来。

　　90年代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因为来自日本的律师满怀信心地告诉张双兵，日本是一个法制、民主的国家，只要有证据，肯定会赢。

　　然而，当张双兵准备好了证据，一次次带着老人们奔赴日本参加庭审时，他们遇到的是什么呢？

　　“199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和日本政府接触了，到2007年，这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没有对这些受害老人说一个字的道歉，没有给一分钱的安慰和补偿”，张双兵对此感到非常愤恨。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说，日本法院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判决完了。日本右翼的行为更是令他愤怒不已：“我们到日本的法院、各个会场做报告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就在路上骂我们，骂这些老人，说中国人在胡说。其实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祖先干了些什么坏事，但他们就是矢口否认。”

　　最开始信心满满的日本律师，也对这个结果失望不已，开始骂自己国家的政府不守信。

　　“这一辈子，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

　　30多年来，张双兵遇到了无数困难，光是各种诉讼费、路费等等，就不是一个退休教师所能承担得起的。他把自己形容成到处讨食的乞丐，向当地的老板们寻求捐款，但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这些年来，“慰安妇”题材的影视剧渐渐引发关注，老人们很高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心甘情愿当日本人的“慰安妇”，周围人对她们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但除此以外，张双兵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帮助。他举例说，自己参与了纪录片《二十二》的拍摄，在该片大火的时候，他曾跟片方说希望能有两三万元支持自己出书，因为关于“慰安妇”题材的书市场价值不好， 只能自己出钱。

　　最终《二十二》票房一个多亿，却没有给张双兵一分钱：“事后他们没有问，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张双兵似乎对寻求经济帮助的事感到绝望：“我不想找他们帮忙了，因为求他们帮忙也不会帮，过去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讽刺的是，在诉讼过程中提供最多帮助的竟然是日本团体。“和日本人打官司，花的是日本人的钱，在日本人的法庭上，说日本人的罪状，所以说你想一想我的难处”，张双兵感到很无奈。

　　更无奈的是，有些老人的子女还出来刁难，甚至有人将张双兵告上法庭，说他损坏了自己妈妈的名声，向他索要名誉和精神损失费，这是张双兵最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觉得非常心酸。

　　种种困难让张双兵多次产生了放弃的想法，但每次看到老人苍凉的面容，他就又放弃了这种想法：“你已经满口给她们希望了，再说话不算数，对不起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吧，还是放不下。”

　　老人们却非常坚持，就算子女阻挠，她们也会悄悄联系张双兵，有的老人要去日本打官司，甚至把签证都办好了才告诉子女。张双兵说，因为她们太委屈了，她们需要申诉。

　　最终的诉讼结果令人难过，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所有张双兵走访过的老人，都没有等来公道。但她们仍然不放弃，在临走前，都告诉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把官司继续打下去。

　　张双兵说，他还在接着寻找其他在世的老人。“这个不会结束，老人去世之后还有她们的子女。”

　　“这一辈子，我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大寒》的导演张跃平回忆起张双兵对自己说过的话。张跃平表示，曹黑毛老人离世之后，张双兵的状态很不好，但还是说会接着帮老人们讨还公道，因为他对老人们都曾有过许诺。

　　“我希望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从来不敢做这个梦”

　　张跃平说，《大寒》上院线的心情，就像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一样，“都怀着最大的信念，但心里（对结果）都没有期望。”

　　张跃平形容自己是“快退休的人了”，只想在退休前做一件事。他拍《大寒》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为了让大家反思：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屈辱和苦难，而我们的民族，又是怎样一步步融化了这些苦难的冰疙瘩。

　　而这样的题材恰恰是宣发者所不看好的，即使是后来大火的《二十二》，在上映之前也对票房没有太高期待。而《大寒》在今年1月第一次上映时，排片也就顺理成章地低，最终票房不到200万。

　　张跃平对这个结果表示理解，因为“拍的时候目的不一样”，自己在拍摄时就没有过多地考虑片子的商业属性和票房。演员挑的是放人堆里看不出漂亮的；摄影也没有花哨的技巧，老老实实架好三脚架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拍；拍着拍着又没钱了，想融资吧，片子没有商业属性，根本融不到钱，只能贷款，最后整个团队十几个人好几个月都发不了工资。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大家心里老压着这件事，总想把它放下。所以在去年11月片子一做好，就迫不及待地定档1月12日，结果偏偏撞上了贺岁档，题材跟贺岁档的片子格格不入，排片就更低了。

　　虽然票房很低，张跃平还是到处张罗着想让电影再次上映，他说，这不是为了创造奇迹或赢得票房，只是想要给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个负责任的结果。

　　但是，这一回是真没钱宣发了。一部大片宣发要好几千万甚至上亿，而《大寒》从拍摄到完成一共也就用了1000万左右，演员根本没多少片酬，恢复老村庄、给村庄修路就是一笔大花销。

　　第一次上映还能勉强搞点儿宣发，第二次真的是一分钱也没有了，连官微的运营都是一个女大学生趁着暑假帮忙，团队里到处跑宣传的几乎都是志愿者。

　　于是，大家看到了《大寒》官方微博那篇文章，几乎用祈求的姿态求转发求关注。

　　说不看重票房，那是骗人的。张跃平说，好的票房意味着更多的关注，现在票房几乎成了电影唯一的考核标准，大家都扎堆去看票房高的电影。况且，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票房上不去，贷款怎么还？

　　因此，他希望影院要坚持，给观众一点时间去接受，也直言期待高票房：“我希望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从来不敢做这个梦。”

　　“网友意见非常诚恳，电影确实太糙了”

　　事情在前几天迎来了转机，一篇关于《大寒》的微信文章爆红，被各大媒体转发，网友的关注度也一路飙升，张跃平因此不断收到各种采访电话。

　　这一路走来经历太多，真的红了，张跃平反而觉得有点懵，不敢相信，而他的整个团队甚至边看报道边掉眼泪。

　　红了以后，底气也足了。与之前联系建川博物馆举办复映首映礼时祈求的姿态不同，张跃平这回再去现场进行首映礼布置时，忽然觉得自己硬气了，敢提点儿要求了。

　　与电影走红相伴而来的，是争议。有不少网友质疑说，尽管《大寒》的题材很有意义，但电影本身无论是台词还是镜头都非常一般。

　　对此，张跃平表示网友们的意见非常诚恳，他自己也觉得电影太糙了。

　　前期运作不够扎实，开机后又不断调整，光剪辑就用了两年时间，在真实、电影和艺术之间纠结，最终，还是把真实放到了前头，希望能把自己的态度传达给观众。

　　他不想在影片中过多渲染老人们当时受的苦难和屈辱，一直在克制地删减。他说，他不止想探寻发生了什么，更想诠释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在《大寒》里，桃园村的村长一开始每天给“太君”送东西，是为了破财免灾；其他被烧杀抢掠的村子村民逃过来，他拒绝了，说这个年代只能个人顾个人。

　　张跃平说，这个人物是为了反思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自保。整部电影的取景没有离开那个封闭的小山村，却将人性在遇到外来侵略时发生的扭曲展现了出来。

　　他希望能用一种最朴素、最笨的方法，让大家首先感觉到这部片子很真，其次再从电影的艺术角度去评价。

　　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清楚，电影的艺术性远远不够，因此，当朋友建议他去参加一些国际国内的影展时，他拒绝了。“我内心知道，这个电影如果是拿到展上，按电影的艺术水准来说，它达不到。”

　　“走过大寒，就是春天”

　　电影刚开始拍的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有很多人建议张跃平，就用张双兵的书名《炮楼里的女人》，或者干脆更直接一点，叫《“慰安妇”的辛酸史》。

　　“大寒”这个名字，是在拍摄过程中，跟“慰安妇”受害者们接触时确定的。

　　最开始，张跃平只想拍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电影，来展示那个特殊所经受的苦难和屈辱。但与老人们接触以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电影主角大妮有这么一句台词：“能说出来的，是我能想起来的。更多的我就张不开嘴了。”这是张跃平在后续创作中加入的台词，老人们所经历的，更多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

　　《大寒》剧照

　　张跃平回忆起采访曹黑毛奶奶的情景。那是2015年，他带着摄像机去老人家里，大家聊开了，他就开玩笑说，官司赢不了怎么办。奶奶就说出了那句令无数网友泪目的话：

　　“遭小鬼子的罪可是遭尽了，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我也九十四了，没几天了。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曹奶奶说完这段话，张跃平好长时间都忘记了关机，他说，在奶奶面前，太汗颜了。

　　曹黑毛奶奶（资料图）

　　张跃平认为，老人们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内敛的，它不是张扬地吼出去，而是把所有能承受的和不能承受的东西全装在心里，慢慢地在心里成了一个冰疙瘩，再慢慢用体温融化它”。

　　电影的最后，主角说，“打春了”（观察者网注：打春是立春的俗称）。

　　张跃平是这么解释这句台词的：当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百年的寒冬的时候，是向往春天的，而今天，我们也真正走进了春天，主角那句“打春了”，是我们这个民族强大所赋予他心里的底气。

　　所以，电影取名《大寒》，走过大寒，就是春天。

　　电影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民族为了消化仇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8月1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大寒》复映首映礼将在四川建川博物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举行。

　　在首映礼上，张跃平将会播放老兵们的手印，每个手印旁边都会有注解，每个镜头长达5秒钟。他说，这就像丰碑，刻在镜头里，提醒大家永远不要忘记：

　　正是有了这些手印，我们百年的屈辱才得以终结，才会有大寒之后的“打春”。

　　老兵手印广场前的石碑刻着“国人到此，低头致敬”（图片来自老树苗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