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年仅24岁的白领小丁从位于长宁区福泉路的公司下班,坐地铁回到周浦住地时遭遇歹徒抢劫,被弃于人员稀少的通道内,被发现时已经是案发后30小时。由于脑部曾长时间缺氧,虽经全力抢救,令人惋惜的是,小丁被确认为脑死亡,已经没有苏醒的可能了。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4天后,小丁父亲替女儿作出了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他主动和医生联系上,并以录音作为凭证,希望女儿的器官延续下去,帮助他人。前天上午,经过简短的告别仪式后,仁济医院的医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对小丁进行了器官捐献。
录音中,小丁父亲坦言:“我作为小丁的父亲,原来我们说到器官捐献,也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反对,现在看到我女儿抢救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我,愿意把她的器官捐出去,作为一个延续吧。现在她这种状况,我作为父母,也不忍心看到她还在病床上那么痛苦,我也不想让她妈妈那么痛苦。”
这是仁济医院今年第41例器官捐献。据仁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师陈小松医生介绍,上海今年有98例器官捐献,大部分都被确认为脑死亡。导致脑死亡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外伤,比如坠楼等事故;一种是脑出血,这两种占比约60%,剩下不多见的就是窒息导致的脑死亡,小丁就属于这一种情况。
“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却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仁济医院每十例潜在捐献者中大概只能成就一例捐献。而仁济医院等待肾移植的患者约有1000人,并在不断增加,获捐者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陈小松说:“要实现捐献,有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除了思想观念,还有病情、器官的质量等。现实操作中,如果一个人自己登记捐献器官,但直系亲属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献。”
截至6月28日,上海器官捐献突破200例。上海市红十字会透露,上海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五,是全国平均百万人口捐献率的2.5倍。
一家人通过商议,在悲痛中作出了决定,把艾永华的一个肾脏给了女儿,并捐献她的另一个肾脏,以及肝脏和眼角膜,拯救更多像小林一样患病的人。采访结束时,濮阳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期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器官捐献,因为人体器官捐献是一项自愿的、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
得知有器官捐献一事时,杨先松的家人在悲痛之余,一致同意捐出杨先松的器官。截至9月30日,今年全省共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746例,比去年全年多153例,其中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手术达639例(2015年407例),占人体器官移植的大头。
40多岁女士身患尿毒症,一边是一周两次的血液透析,一边是三个孩子的生活起居,瘦弱的丈夫到处打工强撑着贫苦的家。经过配型,李女士可以接受父亲的肾源,因为担心李女士情绪激动,家人只是告诉她有合适的肾源可以接受肾移植,并未告诉她肾源是父亲的。
王中奎夫妇在医院守候了6天,儿子的伤情依然被诊断为“不可逆”。作为一名长期坚守在器官移植一线的权威医生,杨洪吉估算,四川目前登记在册的等待肾移植的患者超过了4000例,等待肝移植的患者超过150例。
他喜欢中国,做了杭州女婿;妻子王女士说,丈夫马克是个幽默且很有爱心的人,曾两次自己掏钱前往秘鲁支教。
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任义德表示,捐献遗体和器官是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尚行为,捐献者为他人的生命健康和家庭幸福奉献了自己,也为医学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据《明镜》报道,一名来自英国的婴儿在出生74分钟后便死亡,其父母决定将婴儿的器官捐献。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把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作为最新的目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将成为我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最主要器官来源。夏强认为,以仁济医院为例,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强器官捐献的动员力度,提高公民自愿捐献率,以及开展亲属间的活体移植。
在哈医大四院重症监护室,4岁的小林躺在病床上,已陷入深度昏迷,双肩仍不停抽动着。想到儿子的器官要捐献出去,张双双把儿子的手攥得紧紧的,那是疼了4年的儿子啊……目前,配型工作正在进行中,小林的器官可能被移植到全国各地有需要的孩子身上。
题:内蒙古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期待“捐有所值”1990年2月,身患肝癌已经奄奄一息的刘其端在北京朝阳医院留下遗言,他要把自己的遗体制成骨骼标本捐献给内蒙古医学院。
这一选择,让人看到来自平常人的奉献精神和不凡善举,这同样是破解器官捐献难题的重要建构力量。以此不难发现,靓靓父母做出的这一选择,让人看到来自平常人的奉献精神和不凡善举,这同样是破解器官捐献难题的重要建构力量。
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孔振宇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帮助更多的人。
得知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孔振宇提出了捐献器官的想法,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帮助更多的人。 签志愿书那天,双手已经使不上劲的孔振宇在父母的帮助下,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开心地笑了。
12月23日,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黎璐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张静去完成器官捐献手术。
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