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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彤在卧室里画的画。她是“连云港电大一女生被辱事件”的施暴者之一，一审被认定为主犯之一，判处三年六个月。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2015年5月，连云港电大一女生被4名女生殴打、剪发、拍裸照并上传至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园林出身的徐志平，一度觉得养植物比养孩子困难。“植物不像人，有个头疼脑热能说出来。”

　　但女儿徐彤出现问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精准诊治多种植物的病情，面对女儿却束手无策。

　　6月15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中院二审庭审中，齐耳短发的徐彤最后陈述：从学校突然进入看守所，仿佛一下子跌入了深渊。今年本该是领取《大学通知书》的时间，拿到的却是判决书。

　　即将18岁的她一直低着头，语速很快，不断地道歉，恳求法庭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旁听席上51岁的徐志平流泪了，他一度想站起来跟女儿道歉——她在他前面10米远的地方站着，自始至终没回头看他一眼。

　　徐彤是“连云港电大一女生被辱事件”的施暴者之一。去年5月，包括她在内的4人，对连云港电大一女生殴打、剪发、烧头发、拍裸照并上传至网络，引发全国关注。

　　这是全国多起同类校园暴力案中，为数不多被判刑的案例。“希望此案的宣判能够起到警示作用。”该案一审审判长李保群说。

　　人性的“两面”

　　二审开庭前两天，法律援助律师黄竞宇会见了徐彤。她告诉徐彤，要想获得宽大处理，“只有静下心深刻反思自己内心的恶。”

　　但徐彤觉得，一审判决中，自己不应被认定为主犯。

　　2015年11月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写道，在共同犯罪中，陈丽颖、徐彤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并以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三年六个月。

　　事实上，徐彤并不认识被打的女生，她打人的动机是，“想帮好友陈丽颖出气”。

　　办案人员对提审中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徐彤拿起烟灰缸砸对方的头，陈丽颖提醒她，“不要用烟灰缸打，怕砸出事”。徐彤则说，“我有数，我以前被人这样打过。”

　　“她打人好像是报复谁的感觉。”上述办案人员说，打人的4个女生，有3人未成年，她们对受害人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石头砸头、拍裸照、用打火机烧头发，导致受害人全身多处受伤。

　　不过，在徐志平和妻子记忆中，女儿徐彤却一向胆小怕事，小时候看见路上的蚂蚁，“指半天都不敢迈过去”。

　　她曾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小学时多次被评为“纪律标兵”和“文明标兵”，初中时的一次作文竞赛，她得了三等奖。那时的荣誉证书，都还留着，有十几张。

　　徐彤还擅长画画，经常有同学向她求画。

　　一审审判长李保群则对被告人的“两面”性印象深刻。他记得第一次见到她们时，“一个个都像小绵羊一样，后悔、哭，令人痛心。”

　　但看着具体施暴的过程和手段，他惊愕不已，“施暴时，人性中的恶占据了绝对地位。”

　　“你要争气”

　　徐彤的家位于连云港市老城区的一个综合市场旁——从早上五六点开始，一直到傍晚，湿漉漉的蔬菜、带着腥味的禽肉在楼下集合，又被熙攘的人群带回家。

　　2008年，徐志平花30万买下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借了很多债。屋内家具老旧，由于夫妻忙于上班打工，摆设凌乱。

　　在过去的一年，徐志平把女儿出生17年来回想了好几遍。除了对一审认定女儿为主犯不服外，他把更多的原因指向自己：“确实是我错了。”

　　他常常后悔、自责，就连那个烟灰缸的细节——女儿以前被人这样打过，他也完全不知。

　　1965年出生的徐志平，从老家东海县农村考上农校，毕业后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由于单位离家20公里，他每天五点出门，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到家，几乎缺席了女儿绝大多数的生活。

　　但他非常重视女儿的学习。徐彤小学升初中时，分到一所校风较差的学校。徐志平主动找老师，“一定要严管，必要时候可以打。”

　　在这所升学率不高的学校里，徐彤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几名。2013年，她被连云港市高级中学录取。

　　不过，临报志愿时，徐彤想上五年制大专。遭到了徐志平反对：“我不同意，人要有更高的追求。”

　　他希望女儿至少考个二本，“这样以后才有希望。”

　　徐志平更不想自己的经历在女儿身上重演。1999年后，高等教育扩招，高学历成为单位的标配。只有中专文凭的徐志平，无论晋升还是工资级数，都受到难以突破的限制。

　　他努力想把女儿送进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那是他的母校，也是江苏省四星级重点中学。

　　背着买房的债务，他又借来4万5千块的借读费——这相当于整个家庭一年的工资收入。

　　“你一定要争气啊！”这是他对女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不过，临开学时，徐彤打了退堂鼓。“我还是考哪儿上哪儿吧，东海那边都是尖子生，差了将近100分。”她说。

　　“你不要害怕，人只要有志气，慢慢往前赶，总能赶上。”徐志平开解。

　　“都是你逼的”

　　开学后，徐彤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压力问题，“怎么追都追不上。”同学的孤立也让她苦恼，“老师和学生都看不起我们这些花钱买过去的。”

　　“你不能下这个结论，什么事情不是靠人努力的？”徐志平用自己的逻辑，试图说服女儿。

　　他的高中同学，不少都干出了事业：有人位居政府高层、有重点中学的校长……更让他羡慕的是，同学的子女“有考复旦的、有考清华的”，他每次随完份子回家，忍不住对女儿“唠叨”一番，拿女儿作比较。

　　“女儿双手捂住耳朵，大叫‘啊’……”在母亲看来，这是女儿不堪压力，情绪失控时的一种发泄。

　　厌学随之而来。

　　“孩子是不是精神有问题？”老师对徐志平说，徐彤在学校不按时起床，且抵触情绪很重，为了一点小事常常大喊大叫。

　　徐彤也对父亲大喊，“都是你逼的！我考上哪里就上哪里！”

　　父女矛盾慢慢升级，徐志平最终妥协，但条件还是那句话——“你要争气。”

　　在高中入学仅3个月后，他带女儿回家，高一下学期转至连云港高级中学读书。

　　情况并未好转。

　　“房门一关，拿刀片在手腕上划。”徐彤的母亲说，“手腕上割得一道一道的，稍微有点冲突，就撞墙跳楼。”

　　在一次争吵中，徐彤曾透露，痛苦的根源在于缺少父亲真正的关心。她在反锁的房间里，提到小时候多次被同学欺凌的经历。“小学时被同学摁倒在草坪上，被人骑在身上打。”

　　那时，徐志平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市区工作，她的母亲在各地打零工补贴家用。从不“护短”的夫妻俩，听说孩子被欺负，大都让女儿找自身原因，“人家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呢？”

　　2014年3月，徐志平带女儿去看医生，被诊断为“情绪障碍”。当年上半年，为了缓解压力，徐彤开始休学在家。

　　“我在家，她就要走。”徐志平用“水火不容”形容紧张的父女关系。

　　办案人员也对父女俩印象深刻。因为案发时徐彤尚未成年，提审时徐志平在场旁听。“你说什么说，你不要说！”该办案人员回忆，“就像大人呵斥小孩一样，非常暴躁。”

　　失控的女儿

　　女儿开始不回家吃饭。有时被一个电话叫走了，徐志平问，你干什么去，“她说，你别管。”

　　离开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徐彤在外面认识了跟自己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他们一起溜冰、到青年公园坐海盗船、晚上去酒吧跳舞，还会相互开解与家人的矛盾，寻找精神上的慰藉。

　　陈丽颖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她比徐彤大两岁，父母在她约4岁时离异。在父亲陈春眼中，小时候的陈丽颖乖巧懂事，从初中开始“叛逆、不回家”。

　　老师敦促她好好学习，她的要求——“我想要我妈妈回来”，让重新组建家庭的陈春无所适从。

　　因为连续三四天找不见女儿，陈春也曾报过警。他在女儿可能出现的网吧转悠，在可能出现的地方蹲守。好不容易找见了带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见了。”

　　初二时，陈丽颖就辍学了。

　　陈春既气愤又无奈。女儿约16岁时，他又一次把她找回家，拿皮带打，并吓唬她：“你要是再走了，就别回来了。”

　　几天后，女儿再次出走，不再回来。陈春为了养活新的家庭，到盐城打工，无暇再管女儿。

　　陈丽颖开始在社会上“闯荡”。

　　她和徐彤成为好友后，徐彤身上没钱了，她会帮忙，并经常请徐彤吃饭。

　　徐彤的母亲也知道这个“经常请女儿吃饭”的朋友。她提醒女儿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放心吧妈妈，我们是朋友，人都挺好的。”徐彤说。

　　“肯定要出事”

　　女儿出事前半年，陈春的一个朋友托人给他捎话，曾在连云港某KTV夜场看到陈丽颖在陪酒，“建议管管（女儿）”。

　　陈春觉得，“再不管，女儿肯定要出事”。他加了女儿的QQ，劝女儿到盐城跟他生活。

　　出事前一个月，连哄带骗，他把女儿带到盐城，准备帮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收收心。但他提出的餐厅服务员、仓库保管等工作，女儿都不感兴趣。

　　出事前5天，陈丽颖又不见了。

　　下午2点多，陈春回家，打电话找女儿，她说，“回连云港了，过几天回去。”

　　他觉得女儿“心跑野了。”有时，他甚至觉得，押在看守所，至少能知道女儿在哪儿，比到处找不到要心安。

　　事发前，徐彤的情绪并不好。母亲打电话叫她回家，她答，“你不要总打电话给我，我想回家就回家，就是不想见到我爸。”

　　此前，徐彤答应，9月份开学时，到一所新的学校上学。徐彤母亲还想趁着五一放假，带女儿出去旅游散散心，以缓解父女矛盾。但这一提议被丈夫拒绝了，“工作太忙，走不开。”

　　2015年5月10日，母亲节。日落前，母亲打电话叫徐彤回家。“过一阵就回，跟同学在一起。”她说。

　　但是当天直到深夜，女儿也没有回家。

　　此后，徐志平夫妇再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徐彤。第二天晚上10点多，一位警官打电话问，“你是徐彤的爸爸吗？”

　　徐志平脑袋“轰”的一声，“觉得完了”。

　　陈春知道女儿出事是在两天后。有亲友给他打电话：“你闺女出事了。”

　　他问什么事，对方说：“你去搜一搜最近连云港的重大事件。”

　　他上网一搜，蒙了。

　　一名长发女生在空地上被赤身裸体殴打、被两人拽着头发面对镜头，其中多张图片还暴露这名女生的隐私部位。上传者在图片说明上写道：“得罪我朋友的下场爽吗？”

　　根据警方披露，这是一起“报复性犯罪”。陈丽颖和受害人孙某于2013年相识，两人一直相处很好。

　　事情起因于2014年底，陈丽颖与其男友闹矛盾，独自一人在外租房，孙某通过QQ聊天将此事告诉了陈丽颖的男友。男友找上门，把陈丽颖打了一顿。

　　为此，陈丽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5月10日，陈丽颖找人将孙某约出，叫来徐彤等人，殴打对方致轻伤一级，共同完成了“复仇”。

　　“就当我去远方求学去了吧”

　　女儿出事后，徐志平不再一心扑在工作上。“你那么努力，现在还不是混成这样？”女儿曾经的反问常常回响在他脑海里。

　　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他开始变得敏感、较真，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播放暴力影片，会主动让司机关小声点，尽管常常换回对方鄙夷的眼光。

　　陈春也提及社会及旁人对孩子的影响。他说：“家长的责任不可推卸，但孩子肯定也是被不好的人影响了。”这一观点，得到两名从犯父亲的认可。

　　作为审判人员，李保群的担忧来自校园暴力预防机制的整体缺失。他记得第一次开庭时请记者通报案情。之后，网友在新闻下留言，“满屏要打要杀。”

　　在一审审判过程中，从未处理过类似案件的李保群打电话到各地法院寻求案例参考。得到的回复是，类似案件一般很少能进入法院层面。

　　“公安机关不愿受理这种案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拿不准。”李保群打听到的实际操作情况是，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存在取证、验伤等复杂流程，加之一般的校园暴力很难达到轻伤害级别，“基层派出所出警压力大，嫌麻烦，一般推给学校处理。”

　　到了学校，最多开除，大多记过或谈话就“内部消化”了。

　　在任职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少年庭庭长的三年时间里，李保群最大的困惑是，不断有中小学校校长反映，学生打架，老师制止不了，报警被抓后吓唬吓唬，又放回来。

　　慢慢地，学生不怕了，骂老师打同学，还叫嚣，“你报警去啊！”

　　“制度对轻微的校园暴力没有约束，学校的心理辅导体系形同虚设，这些缺陷使小恶得不到及时惩戒，等到事情大了，惩罚再重，都很难挽回影响。”他说。

　　李保群介绍，该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如何定罪，一个罪名还是两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陪审团成员意见不统一。最后经庭务会讨论、咨询由著名大学法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听取妇联意见，慎重做出了判决。

　　不过，一审结果，包括徐彤在内的三名被告不服，提出了上诉。

　　“判决是否真正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原则？”上诉的三名被告人父亲均表示，数罪并罚的判决结果让他们难以接受。

　　一审宣判后，徐彤在看守所里托人给母亲捎话。

　　她说：“妈妈，你不要哭，我最见不得你哭。我做的错事，我自己要负责。你好好照顾妹妹，让她好好读书，把想我的时间花在妹妹身上，就当我去远方求学去了吧。”

　　母亲从律所一路哭回家。隔天，她在一册带锁的日记本上看到，考过硬笔书法六级的徐彤，工整地写道：“我要好好读书，要想有出息，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6月15日，二审开庭那天，徐志平哭了，觉得“女儿懂事了”。他想站起来跟女儿道歉，但最终没能说出那句——“是爸爸错了，不该那么逼你”。

　　陈春没有来，陈丽颖也没有律师，她独自一人站在被告席上，等待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