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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讲师回应“老子不玩了”：只是退课并非辞职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引发热议。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测是否辞职，周鼎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选课教学。

　　“我不是因为（评不上职称）这个事情才想到（写“自白书”），而是我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刻的思考，用具体的内容表达粗浅的感受。”

　　12月23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引发热议。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测他是否辞职。24日，周鼎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选课教学，而发布的“自白书”并不是针对某个领导或某个学校。

　　在“自白书”中，周鼎称：“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

　　一条条内容引发不少人共鸣，不少四川大学的学生表达了惋惜之情。此前，周鼎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来自四川大学本科教务办的一则报道曾评价，“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

　　“我在校园里其实算是个另类，不过一直以来学校、学院都很包容。这次希望通过‘自白书’引起社会对高校科研制度的反思。”周鼎表示，退出公选课教学是很私人化的决定，自己也没想到会变成社会事件。

　　周鼎本科学的是工科专业，却怀抱着对历史的热爱，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随后，他的人生便一头扎进了故纸堆。留校至今已有8年半时间，由于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不想费心写论文评职称，如今周鼎只是一名讲师。

　　今年，所在学院强烈推荐周鼎为副教授，走学校专门为公选课教师特意开辟的“绿色通道”，但因工作年限和工作量等硬指标，还是没能过关。

　　“绿色通道就意味着可以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初衷是好的。但理念没有变，只是把目标变了。在工作、办事理念上依然是当成任务来完成，而不是改革整个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办事程序还是从前那样，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周鼎告诉澎湃新闻，这样的结果他意料得到。

　　退出公选课后，有什么打算？周鼎表示，接下来“必须去完成一些论文和科研工作”。

　　对话

　　澎湃新闻：工作八年半，问题并非第一次遇到，这次写“自白书”的起因是什么？

　　周鼎：很多人关心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可以看“自白书”里第八九段。

　　其实，学校是一番好意，要给公选课老师一个新的晋升途径，打破以科研成果来定职称的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改革的热情，可在改革方法和真正落实改革的决心上拖泥带水，而且不尊重老师的个人感受，更像是施舍和发福利。这也是全国都有的情况。

　　这种官僚主义习气导致我明确知道评职称无望的结果，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才想到（写“自白书”），而是令我对这个事情更深刻地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用一些很具体的内容表达自己粗浅的感受。

　　但感受的背后，表达了很多高校工作者普遍共有的困惑和问题。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澎湃新闻：你写“自白书”表示退出公选课教学，可以介绍一下公选课情况吗？

　　周鼎：在川大课程里，因近几年各高校都在大力倡导通识教育，以前公选课只有政治、大学英语、数学等，后来就增加了不少让全校学生可以选的文化素质课，这就是公共选修课。

　　这也构成了目前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板块。在很大程度上，和专业课相比，公选课数量更多了。所以介于这种情况，学校就在考虑，对上课压力更大的公选课老师们，可否在职称申报上有一个更好的解决途径。实际上，学校也是一片好意。

　　我是以专业课老师的身份，既上专业课又上公选课。这和以前公选课老师不一样，比如政治课老师就负责政治课。其实，我的课不算多。两门公选课：《中华文化》一周上三个学时；《百年风流：近代中国人物漫谈》也是三个学时，只上大半个学期。两门专业课：《中国现代史》一年上一次，一学期是四个学时；《历史与人物》是一周两个学时。

　　澎湃新闻：你曾表示，虽然课不多，但准备的时间非常长？

　　周鼎：事实上，在大学教书的老师都会发现一个问题，上好一门课的压力非常大。基本上，刚开始教一两门课，意味着这一两年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非常普遍的。课要讲过三遍，也就是要讲三个学年，你才能把一门课讲得成熟。

　　第二，像《中华文化》是一个文化素质课，怎么讲这样的课，没有模板和范例。而且对于传统文化、国学的推崇也是近几年开始的，在文化底蕴比较丰富的川大，老师可以根据自己对国学的了解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去讲课，自主发挥。

　　但自主发挥就意味着很难衡量，这个课怎么样。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学生自由选课。

　　选课不是看有多少人选，而是要看有多少人试图选。因为这门课是由几十个老师来上，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主题。学生在四年里必须听过一次《中华文化》，因此他可能听不到你的课，就会去选其他老师的。在选课上，老师不愁没有学生听课。但关键要看，最初在选课时有多少人试图选你。

　　开始我不知道学生有选课这件事，有学生向我抱怨，我才意识到，可能我讲的《中华文化》比较受欢迎。

　　澎湃新闻：你在“自白书”中写到，工作至今仍没有办公室，是怎么回事？

　　周鼎：这件事要澄清。原来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相对弱势，除了在学术上为学校贡献了很多文化成果之外，在科研经费上受到文科和历史学本身的限制，从整个学校来看，其地位并不高。因此，这也导致在办公室问题上分配很少。在老的望江校区，连教授们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教研室。现在到了新校区，办公面积比以前多了，可老师的办公室数量依然紧张。

　　目前，我们学院里，考古专业需要实验室，学院需要会议室，要给学生提供自修室，行政人员需要办公室……包括领导干部为了省出空间也两个人挤一间办公室，教授两个人一间，副教授八个人一间……大家都很难。

　　说到底，整个背景还是对教学不够重视。办公室，谁都觉得有需要。可在分配时，没有照顾在一线讲课的老师们。如果老师到新校区上一天课，情况会比较惨：比如中午和学生见面谈话，只能到会议室；自己的电脑、相关资料也没有地方放；想办公或午休也比较难。

　　真正在一线教书的老师，其实是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讲师或副教授，至少给一线老师提供一间屋子吧。可能因为办公楼还在继续修，也许将来会有的。

　　澎湃新闻：你提到高校对待教学和科研有不同态度，在你看来教学更重要？

　　周鼎：我（“自白书”里）提出的问题，高校里存在的弊端，解决起来都不容易。我不是说科研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科研很重要，但能否让教学也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样的呼吁和学校校长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有想法，却很难做。

　　一个高校靠什么打出旗号？还是靠大学排名。排名怎么算？都得量化，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论文数量。学校其实也是被绑架的。我们校长非常有人文精神，但关键是这些东西最后怎么落实成政策，需要靠庞大的支持，包括从行政机构到学院。大学体系很复杂，相当于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下面又有不同的子公司。所以，校长的想法怎么落实，这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要澄清的是，我发的东西不是针对某个领导或某个学校，这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所理解的高校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周鼎：第一，要如何对待一个大学老师或者学者的尊严问题。第二，如何理解一个学者工作的性质问题。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我觉得，现在这两者都缺失了，或者都被扭曲了。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校问题所在。

　　要给大学教师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不要太把很多政府部门或者公司里绩效的计算方式放到老师身上，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打卡上班的，因为精神、智力的产物，不能以时间、工作量、劳动量来计算。

　　我在川大的绩效工资改革时曾提出，对于大胆积极出劳动、科研成果的人，我们应该奖励，但是对于科研成果较少的，不要去压迫，应该给他足够的自由。也就是说，鼓励先进，但决不打击后进。因为有些人可能每年都会写两三本书或几十篇论文，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一篇论文，但两个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谁的贡献最大？还真不好说。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大学营造一种文化氛围，给大家更宽松的环境，而不要把量化指标定太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如我本科读的工科，考研时转向文科。从就业、收入角度来看，我工科的专业都比历史系要好很多，但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就是抱着一份热爱。

　　很多人尤其是在历史系，平日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故纸堆、档案袋，就是热爱所以从事这个冷清的行当。对于这样热爱的人，需要用这种方式督促、鞭策吗？工作已经和人生、信念融为一体了。即使是在喝茶、谈吐之间，也是学问的增长。这些丝毫不顾，完全按科研的标准去衡量，我觉得都是问题。

　　澎湃新闻：“自白书”引发社会热议，是否希望借此能对现实问题有所改善？

　　周鼎：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说的内容得到网上这么多人的支持，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改变不一定要立刻实现，我们能做的至少是推动。

　　我们每一个人零碎的脚印踩上去，日子久了，自然会走出一条路。

　　但我也没想到，这次会有这么多人来踩这个脚印，意料未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怎样的影响力。原本以为，会有几个学生看一看，仅此而已。自己也很少在网上发帖。这次可能是我做了这个大胆、坚决的举动，就是我对公选课改革结果依然停滞不前表示不满。

　　澎湃新闻：退出公选课教学后，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周鼎：希望能对公选课少一点关注、少一点牵挂，对自己的专业课多用点心。

　　因为下学期我要上《中国现代史》，专业的通识课往往是最难上的，因为它要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还要体现专业水准，需要做大量的备课工作。另外，我也必须去完成一些论文和科研工作。这些都是导致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决定，但没想到会变成一个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