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江湾镇上贴着日文对联的慰安所

　　　　杨家宅慰安所木屋

　　　　上海日本海军慰安所老板与“慰安妇”

　　　　村濑守保写真集中的第六慰安所樱楼资料照片

　　70年前,侵华日军让中国遍地狼烟时,他们强征奴役下超过20万名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而现亲身见证这段苦难历史的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4人仍活在世上,她们的苦难是这段不容忘记的历史的重要部分。终于,这些即将走完自己人生的老人们,等来了中国将慰安妇史料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消息,全国6家档案馆精选出的29组历史档案目前已申报给联合国,而档案本身的故事也像这些慰安妇受害者同样令人唏嘘。

　　我国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为五个类别的29组档案资料,其中图片类档案中的24张照片全部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提供,这也是唯一来自民间的部分。苏智良希望“申遗”能推进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

　　首倡申报世界记忆工程

　　2013年秋天起,海南的陈金玉、林亚金;山西的郭喜翠、万爱花等慰安妇受害者相继去世,这个秋天,苏智良夫妇奔波于各个去世的慰安妇受害者的葬礼。“我感到心里很憋闷,她们都没能看到日本政府为她们的苦难遭遇道歉的一天,我们必须要为这些老人做点什么。”苏智良说。

　　回到上海后,苏智良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将慰安妇相关史料提交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国家档案局于今年初联系了苏智良,并开始从6家档案馆超过10万份文献档案中进行精选。

　　世界记忆工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使人类记忆更加完整。

　　我国申报给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共五大类29组档案,其中侵华日军遗留档案、伪政权档案、上海租界档案、日军战犯口供这四个类别分别出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南京、上海及中央档案馆。6家档案馆选取的档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强征、奴役慰安妇的暴行,其中吉林省档案馆提交了5件从未公开过的档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北京青年报记者确认,已经收到了中国将日本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此次中国申报档案的具体内容将于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的网页上予以公布。

　　苏智良提供的24张照片全部来源于日本,22年来,他走遍日本的书店,遍读公开出版的侵华日军老兵各种回忆录,寻找与慰安妇历史相关的蛛丝马迹。他发动全家投入慰安妇历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这些照片已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也早已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而这一切,却起源于一次机缘巧合。

　　偶然开始的慰安妇研究

　　1992年2月的东京气温虽已开始回暖,但呼啸的寒风仍让人感到刺骨。那时,苏智良正坐在东京大学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这一年他36岁,半年前上海师范大学公派他前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同时在日本东亚学院讲授汉语。

　　苏智良目光聚集在街道上行进而过的一支打着标语的游行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是几位打着韩文标语的老年女性,她们是韩国籍的日军慰安妇,她们一路游行到日本最高法院门前,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在当时的中国,侵华日军强征、奴役慰安妇的暴行还没有成为尽人皆知的历史,但苏智良知道,中国一定也有很多像这些游行的韩国老人一样的受害者,只是那时还没有人做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研究,慰安妇在侵华日军历史上仍然是个谜,是一段尚没有被揭开真相的模糊历史。

　　不久后的一次闲聊改变了苏智良的后半辈子。1992年3月的一个周末,苏与十几名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闲谈,话题转到不久前韩国慰安妇的示威游行时,一名日本学者对苏智良说:“你从上海来的,你知道中国也有很多慰安妇吗?而且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就建在你们上海啊。”

　　“我那时听到那句话,感觉就像平地里打了个‘炸雷’。我一直研究上海黑社会史和中国的毒品史,却从来没意识到慰安妇这段历史竟然就沉睡在自己身边。虽然说作为一个人文历史学者不该说这种不严肃的话,但我那时候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命运’一样的东西来到了自己身上。”如今花白的头发已掉了半数的苏智良回忆着,“虽然说当时还没有那种‘中国慰安妇这段历史就让我来揭开吧’这样的‘壮志’,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上海近代史学者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我也想不到这一做起来就是20多年。”

　　日军在中国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那么它在哪儿?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带着这样的疑问,1992年的苏智良在东京一头扎进了图书馆,3个月下来,一无所获。当年6月,他作为公派访问学者的期限已到,为了能获得确凿史料,苏智良申请自费留日一年,但调查结果依然让他沮丧,又是10个月,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

　　眼看自费留日的时限又快到了,焦急的苏智良偶然在东大附近著名的旧书街神保町的一家不起眼的书店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两排日式木屋,中间碎砖铺路,一名日本兵在身穿和服的女性管理者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配图的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这是苏智良第一次发现上海的慰安所,但此时他留日时间已不多了,只得拜托日本朋友帮忙寻找这张照片的出处。

　　1993年6月,苏智良结束日本生活回到上海,几乎同时,受他委托调查的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将一本薄薄的日文书也寄了过来。这本名为《从上海到上海》的书是苏智良发现照片的原出处,这是一本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军医官麻生彻男的回忆录。

　　谜一样的杨家宅慰安所

　　麻生彻男自携一台莱卡相机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他在侵华战争中拍摄了1300多幅战地照片,其中他拍摄了大量战地女性照片,有护士、上海酒吧的女招待,也有慰安妇。麻生在战争中随日军战斗部队经历了从上海-南京-九江-汉口-武昌-上海的战争过程,这也是他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名字的由来。

　　1938年1月2日,身为军医正在没日没夜为伤员做手术的麻生接到了兵站司令部的命令,为设立陆军慰安所,要其为集结起来的百余名妇女进行身体检查。麻生当时尚不知“慰安所”三个字的真实含义,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陆军慰安所是慰劳官兵进行文艺演出的场所吧?为什么要给这些女子做妇科检查呢?”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麻生连夜找来日军工兵和附近的木匠,制作了一架妇科检查台,他拍了检查台的照片,并拍下了次日排队等待检查的女子们。麻生称自己这时才知道这些女子的任务是“用自己的身体慰劳士兵”。

　　杨家宅慰安所建成后,麻生彻男还拍摄了慰安所的广告牌以及手书的管理规定,这也是目前所有日军慰安所影像资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规章制度。

　　《从上海到上海》中的8张照片都被苏智良提交给了世界记忆工程,但1993年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他还面临一个难题:杨家宅慰安所究竟在哪儿?

　　苏智良当年找来地图一查,发现叫杨家宅的地方上海竟然有十多个,他只得骑着自行车一个一个地探访。到1994年春天,半年时间过去,所有的杨家宅走了一遍,苏智良没有任何收获,他只得扩大搜索范围,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各个杨家宅周边寻找。终于在翔殷路北侧的东沈家宅找到了杨家宅慰安所的遗迹。当年78岁的沈月仙老人看到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后立刻辨认了出来,她已故的丈夫曾被日军抓去建造照片中的两排木屋。苏智良说当时自己兴奋得双手颤抖,他觉得自己似乎已解开了一个历史谜团,但之后发现杨家宅慰安所仅仅是慰安妇历史谜团的开篇,后面等待他的将是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的苦难。

　　《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

　　“我是16岁的满洲姑娘,春天三月雪化时,等到迎春花开放,我就出嫁到邻村,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

　　这是一首被译为《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的日语歌,苏智良在杨家宅慰安所附近的老人口中第一次听到。老人们当年总能听到慰安妇们哼唱着这首歌,逐渐很多人都学会了。苏智良此后20年走遍中国各地,从东北到海南、从山西到南京,那些慰安妇受害者和其身边的同龄老人,很多都会唱这首歌。

　　到1995年2月,苏智良已查到上海83家日军慰安所的地址,此时他开始意识到必须着手调查那些还健在的慰安妇幸存者了,但这里苏智良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我自己无法敲开那些受害者的门,她们没法对身为一个男人的我讲述自己被日军性侵奴役的过去。”在对受害人的调查陷入僵局时,苏智良的妻子陈丽菲伸出了援手。

　　早在1993年苏智良第一次提出要做慰安妇研究和实地调查时,妻子便全力支持他,苏智良22年来对所有慰安妇受难者的调查,几乎都由妻子陈丽菲陪同完成。1999年,苏智良携全家借做历史调查的机会和众多学者一起前往山西。就在人们一起下了五台山坐上大巴的时候,却发现苏智良全家在车外向他们挥手道别,他带着妻子和12岁的儿子开始在山西寻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

　　那时苏智良第一次见到了日后成为公开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的万爱花老人。在万爱花老人昏暗的屋内,陈丽菲与老人一同坐在炕上,听着老人述说那段惨痛的过去。当万爱花老人闭着眼哼唱起那首《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时,陈丽菲颤抖地抱住了老人,两人抱头痛哭。

　　苏智良说,这是一首所有慰安所都唱起过的歌;在上海一家日军慰安所遗址,也真的有老人对北青报记者唱起了这首歌,那里是公平里,弄堂里坐落着的是上海最大的日军慰安所——海乃家。

　　即将消逝的“海乃家”

　　海乃家的存在,早在1992年6月苏智良就知道了,那时日本机关报协会大阪府本部的《宣传研究》杂志,在6月号上刊载了一位63岁的日本老人,公开揭露其父亲在“中国上海经营从军慰安所”的文章,并提供了一部分照片,并供述了其自己日后也参与了经营的回忆。

　　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华公平”,苏智良曾当即寻找此人,但由于作者使用的是笔名而未能找到。之后的1993年,苏智良在东京买到了华公平撰写的《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和诸多照片记述了海乃家慰安所1939年至1945年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

　　在今日的上海公平路425弄12号,这个名为公平里弄堂的深处,海乃家慰安所的建筑仍完整保存着,那位记述这段历史的作者华公平这个笔名,也是结合了“中华”和“公平里”的意思。作为非常翔实的史料,苏智良提交给世界记忆工程的24张照片中的6张,出自这本《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

　　此书的作者华公平本名坂下元司,其父坂下熊藏曾是日本海军退役军官,日军侵占上海后的1939年,时年41岁的坂下熊藏在上海虹口经营着一家“煮豆屋”,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海军方面找到了坂下熊藏,提出与其合作建立海军慰安所。

　　不同于众多的同类机构,海乃家是一家高级慰安所,服务的全部是日本海军军官,除在日军掳来的中国妇女中挑选慰安妇外,坂下熊藏还与人贩子交易购买朝鲜女子,并每年回日本3次招募日本女子。为扩大经营规模,之后海乃家又在附近开设了一家“别馆”,到1940年时,海乃家共有慰安妇40人,其中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各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

　　公平里的海乃家慰安所是一个由两层楼相接围起的院落,现在这里拥挤地居住着17户人家,周边老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海乃家慰安所。当年坂下熊藏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或私自外出,曾在公平里弄堂靠近慰安所的地方安装了一道大铁门,如今铁门早已不见,但固定铁门的栓头仍深深钉在墙里。

　　出生于1937年的田老先生至今独居在公平里,海乃家慰安所存在于此的6年正是他的童年,田老先生称,对自己幼年时家人遭到日本海军军官和海乃家经营者毒打奴役的历史已不愿回忆,但77岁高龄的他仍无法释怀。《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坂下元司1991年曾重回此地,当时田老先生认出了他,但拒绝与之见面,此后不断有日本人前来此地参观,均遭到田老先生斥责。“去年还来过一批人,我把他们骂走了。”

　　海乃家附近居住的70岁以上老人们尚有不少人能讲流利的日语,他们能阅读北青报记者所持的日文书籍,一位老人哼唱起了那首《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这首歌是妈妈教我唱的,她说这里(海乃家)的慰安妇经常唱这首歌,慢慢就学会了。”

　　2013年,随着公平里一位91岁的老人去世,最后一位能够完整回忆海乃家慰安所的历史见证者消失了,而海乃家慰安所这座建筑本身,也即将被从地图上抹去。这里如今已被列入拆迁计划,目前公平里的户籍也被冻结。

　　“如果你明年再来,就看不见这栋房子了。”一位老人说。

　　日反省派出版人成全珍贵史料

　　“应该建中国第一座慰安妇资料馆”。这个念头苏智良萌生于1998年,那年这个42岁的上海男人、温文尔雅的学者却干了这辈子最“血性”的一件事。

　　这年12月,苏智良在日本先后进行了7场演讲,在大阪演讲时他第一次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大规模阻挠,一伙人开着30辆车包围了会场,大喊着“中国没有慰安妇”的口号。讲台上的苏智良被激怒了,他一把抄起麦克风,用流利的日语对这群人怒斥:“你们想否定中国有慰安妇的历史是白日做梦。”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作为用多年心血进行实际调查的中国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向你们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他们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为悲惨最为暴虐的事件。这段历史真相,不但我能证明,就是现在台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证明,你们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能证明……”

　　这场演讲后,苏智良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也应该建一座慰安妇资料馆,当年8月韩国为慰安妇受害者提供居所和疗养地的“分享之家”内建立了日军从军慰安妇历史馆,这也是首个慰安妇资料馆。

　　回国后的1999年,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0年申请下国家项目:中国慰安妇幸存者调查。终于在7年后的2007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建成了我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就在建成当年,一位名为辻秀嗣的出版人带着出版社员工从南京一路到上海考察,并拜访了苏智良。

　　辻秀嗣是日本机关纸出版社的负责人,苏智良闻听大喜过望,面前站着的人正是《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的出版者。辻秀嗣对苏智良说,自己是一位反省派的出版人,执著于出版真实反映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书籍。那一次拜访,辻秀嗣送给了苏智良另一本书——《我的从军中国战线村濑守保写真集》。这是一本侵华日军老兵在战争中拍摄的影集式回忆录,其中拥有大量涉及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照片。其中三张反映南京“皇军第六慰安所——樱楼”的照片此次也被苏智良申报给了世界记忆工程。

　　苏智良相信,“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申报是一个契机,通过申报,让世界铭记侵华日军暴行,将“慰安妇”的历史文献永久留存。据悉,韩国计划在2016年申请,着重呈现受害者的口述资料。明年年初,“世界记忆”专家委员会将组织投票,苏智良对结果很有信心:“相信能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