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肾移植者和亲人相拥而泣。记者邱伟荣 摄

　　　　活体肾移植者和亲人相拥而泣。记者邱伟荣 摄

　　在器官来源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许多人只能靠亲人捐献的器官活下去。重获新生后,他们如何面对身怀“三肾”的人生?身体里只剩下一个肾的亲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昨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亲属活体器官移植感恩会。会场上,移植康复者和他们的亲人一吐为快。“感谢妈妈、老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话语频频响起,泪水在面庞上尽情流淌,他们的故事令人闻之动容,也让人感受到生命和亲情的可贵。

　　王女士

　　“看到妈妈的肾,整个人被冻住了”

　　30岁的深圳市民王女士散发着快乐的能量。要不是透析时在脖子右侧留下的淡淡的疤痕,谁都不会知道她曾经历过生死的挣扎。

　　今年3月7日,王女士没法入睡,一躺下便感觉呼吸不了,医生说是尿毒症。“等待肾源是漫长的折磨,我陷入绝望中,我妈特别心疼,坚决要给我一个肾。”王女士说,7月2日手术,她打了镇静剂,等待进行全身麻醉。突然,她透过手术室的门看见了主刀医生及他旁边一颗新鲜的肾,整个人瞬间都被“冻”住了。“那是刚从我妈妈身体里摘下来的肾,放在一个盆里,上面全是冰。”回忆起那一幕,王女士泣不成声。

　　她说,当时,在震撼和愧疚的支配下,她只想逃离手术室。麻醉师见状一把拽住她。“麻醉师说,肾已经割下来了,不能不做。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王女士说。

　　直到主刀医生出来,她死死拖住医生的手,不停追问妈妈“有没有事”。直到医生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妈妈没有危险时,她才哽咽着喊,不要移植,让医生把妈妈的肾移植回去。

　　在医生的劝慰下,最终,王女士接受了手术。术后4个多小时,“我眼睛睁不开,但有意识了,流出了眼泪”。

　　熊女士

　　“我想重圆做母亲的梦想”

　　“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让我重生,我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成为妈妈。”今年28岁的熊女士一年多以前做了肾移植手术。2011年年底,处于妊娠期的熊女士被查出来患有急性尿毒症肾衰竭。“听到医生宣布结果时我并不害怕,但害怕失去肚子里的孩子。”熊女士说。

　　“坚持透析一个月,直到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躺不下去了,也呼吸不了,只能直立,下身开始出血。”说起当时的痛苦,她哽咽了。只有6个月大的宝宝早产,很快夭折。得知噩耗后,她的泪水不知沾湿了多少次枕巾。去年7月,妈妈为她捐献了肾脏。熊女士术后恢复很好,第二天便能下床活动了。熊女士现在如同常人一样可以跑步、跳舞、骑自行车,还经常出门游玩。医生告诉她,最快3年后,她就能成为母亲。

　　曾先生

　　“妻子术后半个月就给我做饭”

　　来自江西赣州的曾先生跟妻子在现场几度哽咽。他去年1月查出肾衰竭晚期。妻子知道自己跟曾先生的血型一样,坚决要给他一颗肾。

　　曾先生蒙了,“要是两个人都垮了,这个家怎么办?医生说,如果血型相同,又是夫妻有体液交叉,配型好差的问题不大,能进行移植手术。”最终,他同意接受手术。

　　今年6月份,曾先生与妻子成功完成手术,术后二人身体恢复良好。“我妻子手术半个月就开始给我做饭吃,两个月后便开始上班,赚钱养家。她给了我下半辈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曾先生动情地说。

　　小施

　　“术前自闭,妈妈陪我坐一夜”

　　小施今年28岁,他一直紧握妈妈的手,哽咽着诉说自己的故事。2012年11月8日,医生给小施和他妈妈做了肾移植手术。

　　“父亲时常告诉我,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也会为我打开一扇窗。而那扇打开的窗就是我的母亲。”当时,病重的小施整夜无法入睡,母亲便陪着他枯坐一夜。一天,母亲突然告诉小施,要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他,小施不肯。“妈妈说,孩子,我给了你第一次生命,也会给你重生的机会。”术后的第5天,小施出现了急性排斥反应,他感到了恐惧。“妈妈忍着术后的疼痛来病房安慰我。”母亲的关切眼神让小施至今提起来仍泪如泉涌。现在,他和病友正为成立肾移植帮扶基金会而奔走。

　　专家:

　　活体器官移植

　　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卫生部规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直系亲属之间。“去年我们做了300多例肾移植手术,156例是活体捐献,占40%左右。”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教授表示,亚洲国家活体肾移植占90%。41年来,该院开展肾移植4000余例,其中亲属活体供肾385例,公民捐献肾移植264例。患者1年、3年的生存率分别达到95%、90%以上,术后10年的存活率也高达90%,而美国肾移植病人10年存活率为80%。

　　“活体器官风险还是不可忽视的。”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教授说,谁也不能保证供肾者仅存的肾会不会出现病变,如得了结石或出现肿瘤等情况。他指出,接受肾移植手术的病友最好手术三个月以后再工作,术后要定期随访,3年之后药量基本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