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５日电 １００年前的今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展开猛烈攻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

　　一个世纪后，记者重新走访《新青年》留在北京和上海的主要遗迹，勾画这份划时代刊物的重要轨迹和时代回响。

　　箭杆胡同２０号

　　百年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陈独秀旧居：箭杆胡同２０号。旧居近日刚刚完成腾退修缮，虽然空荡荡的，但古朴整洁。

　　整体院落占地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大门朝北，青石门礅两个，雕着石狮。院内有北房、南房，侧有耳房。据史料记载，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办公室和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车夫等住处。

　　北京市文物部门介绍说，此次修缮根据科学考证和调研，在保持原有格局不变的基础上，以旧复旧为原则，恢复其历史风貌。

　　陈独秀的孙女陈红曾多次到此参观，见证了旧居如何从一个生活着６户人家的大杂院恢复成原貌。“爷爷曾带着父亲和姑姑在此居住，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陈红告诉记者，她希望这次修缮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陈独秀，了解新文化运动。

　　１９１７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成为北大文科学长。当年，陈独秀就居住在箭杆胡同２０号（原箭杆胡同９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

　　正是在这里，《新青年》由原来的陈独秀主撰变为同人刊物，由北大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轮流编辑。正是在这里，这些著名学者一起秉烛夜读，探讨杂志的选题，讨论社会热点问题。

　　在这里，《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了近３０期。期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宣扬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鲁迅发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推出“易卜生号”，讨论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问题……

　　《新青年》创刊时每期只发行１０００份，到１９１７年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后，猛增到１６０００多份，中国各地广大青年踊跃投稿。《新青年》由此成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畅销刊物。

　　一位学者曾这样评价：箭杆胡同，陈独秀在这里依托《新青年》和北大，投出了穿透腐朽旧中国的利箭。

　　回顾那段历史，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对记者表示：“追求民主、反对复辟，追求思想自由，系统清理中国文化、反思国民性，正是这几方面的追求把当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团结到‘新青年’的旗帜之下。”

　　北大红楼

　　从箭杆胡同２０号出来，往北走十几分钟，就能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标：北大红楼。

　　这座西洋古典风格建筑，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１９１８年大楼落成伊始，北大文科、图书馆、校部就搬进了这里，从此与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历史走向息息相关。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长郭俊英介绍说，红楼如今是全国唯一一家收藏、展示、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旧址类博物馆，也是第一个陈列展示陈独秀专题展览的博物馆。

　　为突出旧址特色，红楼内保持原有格局，营造出五四时代的氛围。纪念馆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等陈列，还原出当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这里工作，胡适、鲁迅在这里上课的环境。

　　走进大楼，右手第一间陈列室就是陈独秀的专题展，里面摆放着他的全身雕像，各类手稿、刊物、书法、老照片、老物件……甚至还有他被捕后的口供记录。

　　纪念馆新文化运动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指出，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后，不仅引入《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还促使北大原有的革新力量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等人成为杂志作者，“实现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结集，从此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集团性力量”。

　　在红楼外的一个１８０平方米平房内，《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通过各期《新青年》、同人交往的书信手稿等１７６件实物和６７张图片，全面展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北大红楼既是新文化运动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大等学校的３０００多名学生从红楼北侧的民主广场出发，举行反帝爱国群众大游行，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

　　欧阳哲生指出，新文化运动给五四运动做了一个铺垫，它对国家、民族、文化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和人员上的动员。“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

　　就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明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坚定立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谈到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遗产，欧阳哲生表示，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发现，对于它们的价值的确认，是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如今仍然处在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１９２０年２月，陈独秀为避免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离京赴沪，同时《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上海。

　　渔阳里２号

　　与喧嚣的商业街区淮海路仅一线之隔，今天上海市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一处典型的两层石库门建筑，这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

　　“这里依然住着四户普通人家，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先生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方迁来上海，他曾在此居住，也在此办公。”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汪志星说。

　　这栋建筑有着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据记载，当初这里的门牌号是“环龙路渔阳里２号”，房屋始建于１９１２年，迄今已有“１０３岁高龄”。

　　今天，这一新文化运动的见证地，挂有两块铭牌，一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另一块铭牌上刻着“陈独秀曾在此居住”。

　　在这处狭小书斋中，陈独秀先后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新青年》在此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从思想文化类的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理论机关刊物。

　　《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等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密切关联的刊物也在此问世。陈独秀还在此校对了陈望道翻译并送至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并迎来维经斯基、毛泽东等人，在此畅谈时事。

　　１９２０年５月，已“安家”上海的《新青年》杂志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其中李大钊的《“五一”Ｍａｙ　Ｄａｙ运动史》阐述了五一节的来历和伟大意义，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

　　《新青年》所呈现的新气象，被视为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的重要标志。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起在此居住的赵先生告诉记者，２０１４年当地房管所翻修了这栋老建筑的屋顶，预防漏雨，这里的住户守护着《新青年》的地标，大家觉得今后这里会变成一座博物馆或者陈列室。

　　在上海时期，《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分裂。经过反复书信沟通，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无法就杂志前途达成共识，胡适等人逐渐退出。

　　欧阳哲生指出：“刊物同人在面临办刊分歧时，主要采取书信往来交换意见，这是一种比较理性、和缓而稳妥的方式。他们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形成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记者 章利新 张芽芽 许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