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亳州晚报》上刊登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据了解，法院以公开登报的形式向蒙冤者赔礼道歉在全国尚属首例。

　　“兴邦案”因为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而为世人瞩目。经过多年努力，该案的定性从“集资诈骗”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犯吴尚澧从死刑被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邱超等19人在被羁押数年之后，被做不起诉处理。此案在没有出现所谓“亡者归来”、“真凶落网”的离奇情节下，法院就能主动纠错，体现了安徽高院、亳州中院的司法勇气；破天荒地公开登报道歉，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担当。

　　尽管此举可以算作首例，但法院向错案当事人致歉并不是破例，而是蒙冤者应得的权利。法院错判了案子，让公民蒙受牢狱之灾、名誉受到影响，为蒙冤公民挽回声誉，这在普通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长期以来这却是司法机关跨不过去的坎。

　　其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内容，早在1994年就写进当时的《国家赔偿法》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赔礼道歉的地位却长期十分尴尬。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中明确：“赔礼道歉不宜作为决定书中的主文内容，但应在决定书的理由部分予以表述”，这使得赔礼道歉不能作为国家赔偿方式之一，形成事实上的“只赔钱、不道歉”的局面。

　　2010年《国家赔偿法》得到修订，其中除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还明确：国家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但是，因为法律对于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以及“影响的范围”没有具体规定，法院的道歉方式也千姿百态，比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河南赵作海案平反之后，法院采取了相关领导登门道歉的方式；有的则是打电话表示歉意。而更多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冤案平反之后，却选择了沉默，甚至“倒驴不倒架”、讳疾忌医，宁可在法定的国家赔偿之外，满足当事人的其他诉求，也不愿意低个头、认个错。

　　这种现状越发突显了这次安徽高院主动登报向蒙冤者道歉的意义——就是要坦然向社会宣告“我们错了，这19位公民是无辜的”。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现代法治也是如此：法治不可能100%杜绝冤案，而是在出现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济渠道。

　　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法院道歉公告，体现了政治文明、司法文明的进步，不避讳“出丑”，更珍视修复之前错误的司法判决对公民造成的伤害。

　　这次安徽高院首倡的登报道歉，为类似的冤案处理树立了一个标杆：在公共舆论空间里，对错案做公开赔礼道歉，不扭扭捏捏，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应有之义。法院平反冤案、公开认错，不丢人；法院不这么做，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