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整整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以弱胜强的伟大经典战争。这场残酷漫长的殊死决斗，充分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的伟大智慧和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坚韧、奉献精神，其间发生的无数故事和人物，可歌可泣，可钦可叹。

　　从结果来说，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幕正剧，然而其过程中的悲壮绝伦、惊险跌宕，却也引人注目，催人深思。战争初期的节节沦陷，道尽一个老大古国的多少风雨苍黄!南京大屠杀的绝世耻辱，直到今天仍在折磨着国人的灵魂!日本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侵略对象?中国抗击侵略为何如此艰苦卓绝?时至今日，日本为何还在历史问题上闪烁其词?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并非颠扑不破、置于万世而不惑，但在一个缺乏基本的国际秩序保障人类和平的时代，这句话却道破了一个基本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年代，世界所奉行的仍是丛林法则，强者欺负弱者仍是普遍现象。日本强而中国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成因，中国受尽欺侮的教训，至少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

　　一个是，国家战略能力严重缺失。在日本发动侵华时，中国刚刚经历所谓“黄金十年”，上海因其繁荣而被称作为“小巴黎”，但整个国家却造不出一架飞机、一艘舰艇、一门大炮。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但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力量来实现，18世纪后期以来，整个世界进入“战争工业化”阶段后，到20世纪上半叶，战争力量的对比，一直是国家间工业化水平的对比，而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又主要体现在重工业即钢铁生产能力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钢铁产量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一，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土上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也就完全不难想象。

　　中国在国家战略能力上的疲弱，既肇因于晚清以来陷于内忧外困无力推进工业化的客观情势，又是在主观选择上做出了不恰当的国家决策的结果。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曾经有过两次现代化经历，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另一次是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黄金十年”，但两次都被日本的侵略所打断，也被日本军队的战争能力所“检验”。两次现代化的失败，都与当时片面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而没有着力培育以重工业为主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关。没有发展主动权就没有国家的长远未来。中国共产党从这种经历中记取了深刻的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终于发展起以重工业为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同样值得重视的另一个因素，是精英群体的精神状态没有跟上国家的现代化需求。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对国家危亡有切肤之痛，他们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中国被日本侵略，曾经对中国士人群体的精神不振有过深刻反省。在他们看来，重宦术而非技术、重书本而非实践、重道德而非厉害，是中国士人群体的普遍缺陷，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最多只能守成，而无应付变局的能力。官僚化、文人化的士人群体，不仅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当时不敢担当，而且习惯于以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

　　危机出烈士。“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及士大夫群体的批判，今天看来有些过激，未必全然合乎历史事实，但总体来说又是有针对性，因此又是有建设意义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清末和民初之际影响巨大、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梁启超，也曾因为目睹国家积弱，而大声疾呼要转变传统惯性，废除虚言，以实干兴邦。

　　抗战初期的积贫积弱早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中国今天已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然而，曾经有过的教训仍有着当代意义。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巨大，但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仍处处受制于人，叫得响的自主品牌仍然明显不足，国家自我发展的能力还受到很大限制。而精英群体的精神状态、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比起抗战时期曾经有过的激昂亢奋，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倒退滑落，崇实干而避虚文的风气，仍没有根深蒂固地形成。塑造一个真正强大、自信的中国，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