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不是小打小闹，会触动个人利益，会改变运行机制。办案，一刻都不能停;改革，必须积极稳妥推进。千头万绪，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从何做起?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年收案4万多件，在上海各区县法院中仅次于浦东新区法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院长黄祥青，法学博士，曾在上海市高院、一中院任职，2014年到任后不久，闵行区法院被列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点单位。日前，记者就司改的推进与黄院长展开了问答。

　　“老人”“新人”，谁能入额?

　　问:员额制改革伊始，有的年轻人担心“就地卧倒”，有的老同志担心“从头再来”。怎么看待、解决这个问题?

　　答:改革要正确处理好利益导向和职责选项的关系。个人能否进入法官员额，只能以意愿、能力和岗位职责的匹配度作为选择依据。如果大家有意无意地只看到利益，看到收入待遇高出别人一块，为了这个去“占坑”，就会造成法官员额通道无序拥挤。

　　【审判一线，尽量倾斜】法官员额分配要尽量向审判一线倾斜，原则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改革之前，闵行区法院有196名干警具备入额资质，其中119人在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等一线工作。不妨把他们分为三种:

　　第一，具有审判员身份的骨干力量。改革不能让他们分心，不能影响正常办案。他们长年办案的成绩就摆在那里，谁看不见?只要各项基本要求过关，就能入额。

　　第二，具有审判员身份的50岁上下“老同志”。他们本来就在办案子，只要承诺完成基本的办案数量和审判质效，即可入额。

　　第三，具有助理审判员身份的年轻人。涉及的人数不多，主要是办案时间在一两年内的人员。根据全市统一规定，他们需要参加市高院组织的遴选考试。其实，即使没有司改，他们也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晋升审判员。他们这次如果能够入额，就等于是优先晋级，仍然是受益的。所谓“加法”，加的就是这一部分人。我们也要通过对他们的严格选拔向大家传达一个信号，要成为法官就要通过严格的遴选。

　　【审判二线，少数名额】对立案、执行、审判监督等审判“二线”部门，留出少数员额。对这些部门的具有审判员身份的人员，我们不搞“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主要由党组根据担任审判员的年限、办案数量、工作表现等各方面因素来确定。他们一旦入额，必须要到审判一线工作。

　　【行政部门，一律遴选】对于平时不办案的综合行政部门，人员不论新老，想入额一律参加全市统一遴选。闵行区法院有9位这样的老同志参加遴选，有5位已经通过高院面试。对这5位，区法院又组织了一轮筛选。考什么?考法官的基本素养。比如，办案要讲事实(证据)、讲法律。我们就考“证据三性”是什么，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能答出两个就过关;考“法律解释方法”有哪些，答出两个也过关。最后，5人中有3人入额。

　　“老同志”入额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需要他们做出书面承诺，“约法三章”:一是愿意保质保量地完成审判任务;二是如果没有完成，就自愿退出法官员额;三是如果不愿自愿退出，则会被劝退。

　　问:没有入额的人员，具体是什么情况?

　　答:196名具备入额资质的人员中，有27人没有首批入额。其中，20名是审判员、7名是助理审判员。这20名审判员主要在综合行政岗位工作，有7名同志是自愿放弃参加遴选。我们的政治部主任、研究室主任、办公室主任，都有法官身份，都曾是业务骨干，但是都放弃了。他们是高姿态的。法院的任何一个岗位都不可或缺，他们放弃了入额，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中积极努力工作，也为年轻人腾出了空间。

　　“专家会诊”与“临床法学”

　　问:司法体制改革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强调司法责任制。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判案件了，法院、审委会干什么?院庭长这些领导干什么?

　　答:司法审判需要去行政化，不能领导说了算。组织和领导不能干涉具体审理，但是需要进行科学的审判管理。

　　【资深法官:审疑难案件】我们推出了一项“资深法官主审重大疑难敏感案件”制度。资深法官，主要是在审判一线有8年以上办案年限的审判员，全院共有93名，涵盖了所有院庭长。不要过度强调“院庭长”的身份，不要过度强调“院庭长办案”的办案数量。

　　我们说的“重大疑难敏感案件”，主要是大标的案件、涉众性群体性案件、新类型有争议的案件、社会上关注度很高的案件，每年大约4000件，占收案总数的10%左右。这类案件，资深法官必须是主审，参审不算。资深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中，必须带一名年轻法官和一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为什么推出这项制度?首先，现在不少法院实行“随机分案”，这能避免人为选案导致办案不公，但也会导致案件难度和法官办案能力脱节。把疑难案件交给刚刚入门的“小年轻”，会影响审判质量，这是对当事人负责吗?其次，近年来审判工作中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出现法官资历越深、水平越高就越远离审判一线的问题。院长、庭长不开庭，审判能力就生疏了。

　　【专家法官:“会诊”案件】我们还有一个“专家法官会诊疑难复杂案件”制度，这是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些案子，资深法官和合议庭也吃不准，如果分歧很大还“硬判”，效果不会好。怎么办?拿来“会诊”。专家会诊，相关领域的院庭长也会参加，他们既从专家法官的角度给出意见建议，也履行了审判中的监督管理职能。

　　“专家会诊”一定要规范，防止出现不当过问案件的副作用。我们规定，“会诊”案件必须三人以上参加，全程留痕。

　　有人会说，你一个区法院，能有什么“专家法官”?我们可以看看医学领域:三级甲等医院固然有专家，但是很多县医院也会开出专家门诊，这个专家，就是他们那个县当仁不让的专家。同样的道理，每个基层法院都需要“专家法官”。

　　【类案总结:审案“临床学”】司法审判和医学很相似，不仅需要基础理论，还需要“临床”实践。我们的年轻法官大多数是法学院校的高材生，往往理论扎实，但是“临床”不足。事实上，裁决事实、解释法律、制作文书、驾驭庭审，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方法和步骤，很有学问。

　　有些案子判下来，人家会说“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不好”，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法律的价值就是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如果社会效果不好，法律效果不可能是好的，肯定是法律适用不正确，简单机械套用法律条文。

　　现在，我们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干什么事?讨论具体案件很少，而且只限于讨论法律适用。主要工作就是抓“类案”裁判经验总结，现在已经通过经济财产犯罪等8类案件的审理思路与裁判要点。这就是我们一个基层法院抓的“临床学”。

　　“案多人少”，出路在哪?

　　问:现在很多法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比如在闵行法院，很多法官手上排了几十个、上百个案件。有人说，实行法官员额制，会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有人说，必须大幅度增加法院的人员编制。怎么看?

　　答:讲一个故事。前段时间，我们法院接待来访的芬兰法官代表团，请他们旁听独任法官审理的一起交通肇事罪简易程序案件。本案中，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且已经赔偿被害方，各方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都没有异议。案件审理大约用了20分钟，包括交换证据、质证、宣读文书等。旁听结束后，芬兰法官说:“审理这种案件，我们只要5分钟。”

　　闵行区法院的案件数量，每年仍在以10%的速度上涨。很多基层法院也一样。怎么解决?方法之一是增加办案人员。当前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确定法官员额，严格编制管理，这在短期内行不通。方法之二，是改变办案方法，方法改革就能产生跨时代的意义。我们在程序上还有改造的空间，哪些案件需要简化，哪些程序需要简化，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借鉴人家的先进经验。

　　“案多人少”，法官们都很拼。我们必须善待法官，让他们有体面的职业待遇，有安全的职业保障。　　(记者杨金志、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