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

　　现状

　　“抑郁”成官员死亡通报高频词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首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据当地官方信息，5月初，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坠楼身亡。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浮出水面。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

　　就在5月份3起官员跳楼事件的通报里，虽文辞简略，但均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甚至在于会田的通报里，直接明确写着“于会田患有抑郁症，近来一直有轻生念头”。

　　“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态。”另据媒体曾统计，近年官方通报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之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因抑郁自杀的这些，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至于患抑郁症的准确人数，我们也不知道”。李恒说。

　　也有轻生的官员们遗书里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生前“未被外界发现”，其死后通报时“抑郁”却成为高频词汇?李恒从专业角度分析，鉴于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已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李恒说，官员对于这样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会主动来就诊，“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核心

　　“问题官员”就诊“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

　　在李恒的印象中，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面对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为他们分析利弊，“曾有个婚外情的官员来咨询，当时我帮两位当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议他们不要弄到鱼死网破，否则不好收场。”李恒强调，心理咨询绝对不帮人做决定。过了没多久，他再次从朋友那里听到该患者赔偿了女方一笔钱，加上药物治疗，当事人的病情缓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过一个患者，尿频一年多，在京城医院挨个儿看肾病科、泌尿科、中医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依照焦虑症治疗焦虑，用抗抑郁剂，辅以心理治疗，很快康复了。其实，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像上述出现的尿频、大汗淋漓、类似心梗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对此解释道。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