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三五年前，作为世界级赌城的澳门仍是盛极一时；如今，它虽还没有“哀江南”中这般凄切，也已在寒风中瑟缩。

　　赌博的历史，几乎就是人类的历史。《论语》里就很体贴地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16世纪的意大利数学教授卡尔达诺醉心赌博，他对骰子的研究，成就了概率论的基础。如今的赌场，集聚了数学、心理学、密码学等等领域的各种尖端技术。财富与欲望，日日夜夜，在这里奔涌不息。

　　人世间，赌博永不会退场。然而，一座城市的气运，如果与赌业捆绑得太紧，也并非幸事。在中国，有钱不再能任性，赌城也开始犹豫：究竟要不要开始转型。

　　除了赌业，还有什么？

　　张翠玲穿了一件民国样式的白色短袄，一手挽着深咖啡色的有盖提篮，一手握着夹子。锃亮的大理石地面映出她的影子，那影子不紧不慢地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停住，蹲下，夹起地上的垃圾，放进提篮里。

　　在她身旁，操各种语言的游客正对着相机摆出愉快的表情。拍照者则不停变换角度，试图将眼前的景象统统收入镜头。这里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大堂，从入口直通娱乐场的长廊有四车道宽，由数十对大理石柱撑起。长廊的穹顶有三层楼高，绘满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画，金色的线条和花纹缝合了每条线与面、面与面的交接处，在灯光的卖力照耀下，整个大堂显得金碧辉煌。刚走进来的韩国游客带着韩剧里的惊奇表情说了句：“哇哦！”

　　这个亚洲最大的单幢式酒店于2007年亮相，开业前三天的日均客流量便超过10万人次，如今它已成为澳门旅游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在旅游网站的网友评分中，甚至超过了澳门著名地标大三巴牌坊。

　　张翠玲是“威尼斯人”几百个清洁工的一员。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清洁工作给客人带来的不便，张翠玲和同事们都使用提篮捡垃圾的方式。她算不清工作的8小时里会捡拾起多少垃圾，“很重的，等不到装满我就会去倒，一会儿倒一次。”

　　张翠玲身后的长廊直通“威尼斯人”的“心脏”——设有870余张赌桌的博彩区。酒店用屏风围出既开阔又兼顾私密性的空间，金红两色的屋顶和内饰营造出喜庆和富贵的氛围。周六下午6点钟，几乎每张赌桌前都有赌客逗留。“荷官”们熟练地拍响铃铛——叮叮——投注结束，揭晓结果，装作漫不经心的赌客们从眼睛里泄露出欢喜或失望。

　　荷官顾青站在一张得州扑克赌桌后，入职两年的他已可以从容应对各类客人。曾有赌红了眼的东南亚客人把扑克牌撕得粉碎，顾青波澜不惊，默默地等经理来捡起碎片，再用胶带纸粘回原样。顾青能从赌客的小动作里洞悉他们的心态。比如，赌客将手中的筹码一遍遍墩在桌上时，说明他们的内心越来越焦躁。

　　顾青不远处的21点赌桌前，雷女士正起身离开。她今天手气不错，赢了一万多，两颊泛红地讲起玩21点的窍门和正确的赌博心态。“不要贪心，小赢一点就走。”雷女士的干女婿曾在这里输掉一千多万，她常以此例警醒自己。

　　数年前，作为三峡移民的雷女士举家迁到珠海，并在当地做起了生意。孩子考上大学后，闲在家里的雷女士便会三五不时地到澳门玩儿两把，她自称是以此“消磨时间”。

　　她步出“威尼斯人”。天色渐晚，酒店外的台阶上三三两两坐着走累了的游客和争论谁输得更多的赌客。杨仕军扛着一袋水泥爬上台阶，一边走一边喊：“财神爷，让一让。”杨仕军把来赌场的游客统称为“财神爷”。5年前，他从四川来到澳门做建筑工人。因为不断有酒店新建或内部再装潢，杨仕军所在的建筑公司常常从赌场揽活儿。

　　“你不要赌。”刚到澳门时，一个当地朋友告诉杨仕军，“我赌了20年都没发财。”杨仕军一直谨遵那位朋友的劝诫，“他已经看透了。”杨仕军说。曾有个东北游客和杨仕军一起抽烟，一边抽一边闷闷地说：“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两三千就没了。”

　　“（他们）就是好奇，看看花花世界。”杨仕军的工友冯健江总结大多数游客的心态。

　　夜色染黑了天空。穿过横跨路氹连贯公路的天桥，雷女士离开了“花花世界”。站在天桥上可以看到庞大的金沙酒店建筑群和周身贴满LED灯的银河酒店，夜晚，永远都会有游客站在天桥上照相，他们永远苦恼于如何让自己的脸亮过身后的建筑。

　　天桥的尽头通向另一个世界。拐进德圣母湾街，周遭像是被突然降噪一般，静谧的、洗净光华的街道和社区缓缓排开。沿着官也街走进一个小巷，两个篮球场大的街心花园里摆着四张长椅，年轻的母亲带着女儿在花园里散步，民居里走出两个年轻的葡萄牙男子，对坐在门口喝酒吹风。敞开的饭店厨房后门里，传出厨子高声的歌唱。

　　这里是澳门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氛围与不远处的赌场似乎没有任何交集。但澳门实在太小了，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便能看到金沙酒店城堡状的尖顶从夜幕中跳出来，降落在这栋简陋的白色民居“头顶”。市井生活和纸醉金迷就这样怪异又融洽地糅合在了一起。澳门人知道，正是赌场的华丽灯光照亮了他们平淡、富足、年年有分红的生活。

　　“没有赌场，澳门活不了。”官也街不远处的氹仔市政街市里，开肉铺的李大姐正把顾客挑好的冻鸡腿放在秤上称。接受采访的澳门居民总会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一点。“我们找不到很多工作，卖手信、开饭店，或者在政府工作……澳门没有什么制造业。”李大姐说，“政府说要转型，怎么转？我们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