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齐全给厂房办产权证,没想到各个部门谁也不愿签字,最后竟然把事推到区长头上,一位企业负责人感叹道:“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不仅如此,不少职能部门“慢作为”“不作为”,会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文件作为“挡箭牌”……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给简政放权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中央一系列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但在权力层层下放过程中,一些地区基层干部因怕担责而“慢作为”“不作为”,同时因行政事权下放后人事制度改革缺位,造成“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的怪象。
对此,基层官员和专家学者建议,需对各地行政权力进行统一清理,并通过顶层再设计尤其是及时启动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让简政放权顺利通过“最后一公里”。
“层层推权”竟把事推到区长头上
基层官员死抠文件字眼不作为
由于怕担责,不少从上头“接权”的部门办事人员常以业务不熟悉为由,对接手的审批事项拖着不办,或是跟上级反复请示,有的还必须要单位一把手签字才能过关。部门之间层层“推权”使得放权被堵在“最后一公里”上,一些企业主苦不堪言。
“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有一处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要办产权证,各种手续齐全,但到最后办证时谁也不愿签字,各个部门推来推去甚至推到区长头上。
“过去办事得送礼,现在礼确实不收了,但事也经常拖着不办了。”记者在沈阳与几位民营企业家聊天时,大家谈到基层部门不作为的现象时几乎异口同声。
对于企业所说的“层层推权”现象,一些职能部门的官员也坦率承认。山西省某市发改委投资科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都不敢动笔,都怕犯错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县的农发行营业大厅人满为患,想拆后建个大一点的,但谁也不敢批,为这个事,农发行层层找到省发改委,省发改委又说应该属地批,最后县发改委顶着压力批了。”
不少职能部门“慢作为”“不作为”,会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文件作为“挡箭牌”。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大型乳品生产企业负责人说:“感觉一些职能部门无形中有个‘文件保护伞’,只要上边有一个笼统的文件,就会把文件当成不作为的借口。我们跟他们商量,他们就让找上边制订政策的人去。问题反映到最后居然需要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来协调,浪费大量时间。”
“规章文件有时成为基层政府不作为的理由,许多官员变成文字工作者,死抠字眼。”上海国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袁新飞说:“现在改革的氛围和环境都在改变,感觉红包很多,但红利还没见到多少。”
沈阳卧龙谷旅游集团董事长刘炳旭说:“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都不错,但落实起来很难。改革的弓已经拉满,但箭到底能射多远?”
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
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
由于权力层层下放,基层政府增加了许多管理事项,人变得越来越忙;但由于不熟悉新的管理业务,处理事情则有些摸不着头绪。而原有的放权部门在放权之后,相比之下越来越闲。
据记者了解,一位投资人去年想在沈阳申请办一个幼儿园,结果材料报上去迟迟没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区领导后发现,以往这种审批事项归市民政部门负责,现在下放到区里。由于区里从未办过此类审批,所以工作人员现查文件现研究,谁也不敢动笔。
“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辽宁省政协委员王庆林说,中央简政放权受到基层拥护,但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同步,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针眼没大,线还粗了,放权容易接权难。
对于“接权难”的问题,深圳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颇有感触。他说,现在大量的事权和与之伴随的责任下放,让基层干部感觉“力不从心”。“以前市里区里审批时如果群众有意见,基层还可以从中调解,发挥缓冲带作用。现在直接把最基层干部推到第一线,人没增加,面对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晋中市委书记张璞说:“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使得体制内养了很多庸人、闲人、懒人,不让他们审批,他们干什么去?权力下放了,中间的人却越养越多。如果说事权取消或下放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成败的‘定音锤’。”
2014年4月,晋中市开始对市本级的各项行政权力进行集中清理。结果发现,晋中这个300多万人的地级市,仅市本级的行政权力就达7000多项。“这个数字真把人吓了一跳!经过认真研究分析,许多行政权力是没有法律依据、过时或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设立的,经过甄别后有三分之二的权力被‘挂起’,如果要用,必须向市政府请示,一年内不用自行取消。”晋中市市长胡玉亭说,解决好减人的问题,才能解决好减权的问题。在重新梳理权力清单的同时,晋中对原来分配给权力部门的公益岗位大幅削减,分配到公共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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