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山木》中的一句话，跨越历史长河，成为今天亚洲政要的一个讨论题目。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成为一个分论坛。

　　将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拿到一个国际论坛上讨论，足见其重要性——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而腐败正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毒瘤。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官商关系也需要一个“新生态”。

　　“勾肩搭背”

　　畸形官商“朋友圈”

　　官商之间结君子之交，本无可厚非。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提及，“政府跟企业紧密结合更有利于追赶西方国家，否则会因先天不足而迟滞经济发展”。

　　不过，目前的官商结合有些变味儿，从正常的促进经济发展变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梳理一系列腐败案件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落马贪腐官员都与不法商人有深度勾连，官员假借商人之手完成权力的“变现”，而商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

　　有业内人士认为，畸形的官商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打招呼、乱审批、充当保护伞。

　　——打招呼。在一些诸如工程招标、政府采购、资源出让的经济领域，找到政府部门的关键人物“打招呼”，已经成为一些商人拿项目的“不二法门”。比如，在湖南省交通系统腐败窝案中，“打招呼”拿工程早已不是“潜规则”，而是明目张胆的“显规则”。

　　——乱审批。以落马贪官刘铁男为例，身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手上掌握着重要的项目审批权力，但是其违规审批行为却直接导致公权力沦为个人谋利工具。在法院认定的其犯罪事实中，关键一项就是为商人邱建林三个公司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提供帮助。

　　——充当保护伞。一些负有监管责任的干部，面对违法犯罪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风报信、暗通款曲，充当不法商人甚至涉黑势力的保护伞。比如，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在担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务期间，滥用职权，并且收受巨额贿赂，为西江流域盗采河砂团伙充当“保护伞”，导致西江流域河砂被大量盗采。

　　畸形官商关系的出现，与市场机制不完善、权力失去监督制约有关。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背对着背”

　　官商关系又走极端

　　在反腐高压成常态的背景下，“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就关注到了官商关系出现的新动向：有些地方又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现在的“背对着背”，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横亘着无形的“隔离门”和“玻璃门”，使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对此，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一些官员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从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而从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保育钧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关系淡如水

　　约束权力划清边界

　　如何构建新型官商关系已成为社会焦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商之间淡如水，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李克强总理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

　　从中央到地方、从反腐专家到经济学者，都提出同样一个思路：建立健康新型官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钱颖建议，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此次博鳌论坛上，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建立健康新型官商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记者 余飞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