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清单”中的这些新词语，反映出巡视工作更加贴近反腐败实际，也抓到了腐败领域存在的问题，非常接地气，非常个性化。新词背后既是巡视模式的创新，也是一份承诺，把问题抖搂出来，然后就去解决它

　　利益输送“黑洞”、“权力”庇佑、“暴利”工程——这些措辞严厉的言语，出现在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神华集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的清单里。

　　与这些词语相关联的，是神华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张文江、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原党委书记牛进忠。目前，两人已经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的线索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3月1日晚，2015年中央首轮巡视，中央巡视组已经进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20家央企，巡视时间为两个月，总计将巡视26家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2015年中央首轮巡视结束后公布的巡视清单上，“肯定”会出现更多新词，这是巡视组对被巡视对象存在问题主要特点的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巡视清单上新词语频频出现，说明巡视工作发现问题的水平在大幅度提升，作为重要反腐败“利剑”的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个性化语言准确反映腐败现状

　　公开资料显示，神华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张文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今年58岁。

　　自西安矿业学院毕业后，张文江参加工作即与煤矿结缘，在担任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之前，于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担任太西集团公司董事长，之后担任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2006年，神华集团对宁夏煤业集团增资扩股，宁夏煤业集团更名为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文江担任董事长。其后，张文江又担任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公司董事长。

　　2014年11月27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巡视神华集团公司工作动员会召开。同年12月22日，神华集团发布消息称，张文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张文江的职务随即被免。

　　今年2月5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神华集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指出，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中包括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

　　反馈还指出，神华集团煤炭灭火工程管理混乱，一些私企负责人受利益驱动并得到“权力”庇佑，打着灭火工程的旗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链条式”腐败。

　　2月16日，神华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通报称，经查，张文江在担任太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宁夏煤业集团公司总裁、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权，为灭火承包商谋取利益，收受承包商巨额贿赂；收受灭火承包商贿赂，修建庙宇。

　　同时被通报的还包括牛进忠，2008年7月至2014年4月，牛进忠在担任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保能煤田灭火工程公司经理期间，收受灭火承包商巨额贿赂。

　　利益输送“黑洞”、“权力”庇佑、“链条式”腐败等新词语，与贪腐案件得以对应。

　　包括神华集团公司在内，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的13家单位的“巡视清单”在2015年2月10日前全部晒出，新词语多次出现。

　　中央巡视组指出，环保部“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插手环评审批，或者开办公司承揽环评项目牟利”；“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环评机构资质审批存在‘花钱办证’现象”。

　　文化部“文艺评奖过多过滥，评奖中存在暗箱操作、利益交换”；“内部管理不严，干部玩风较盛；干部人事工作不规范，有的干部‘退而不休’”。

　　中国海运公司“一些领导人员及亲友和特定关系人，围绕航运业务开办关联公司进行利益输送，‘靠船吃船’问题突出”，中国联通公司“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

　　高波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巡视清单”中的这些新词语，显示了巡视工作更加贴近反腐败实际，也抓到了腐败领域存在的问题，“非常接地气，非常符合实际，非常个性化”。

　　高波认为，这也是一份承诺，把问题抖搂出来，然后就去解决它。

　　新词频现凸显巡视利剑作用

　　2013年5月，十八大之后的第一轮中央巡视开始，巡视地区包括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和贵州，巡视模式被称为“常规巡视”。

　　当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央巡视有280多个对象，如果按照常规巡视的进度和做法，很难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表示。

　　2014年1月，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召开，首次提出要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两个月后，当年首轮巡视启动。

　　2014年6月26日，在听取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时，要直指问题，一五一十把问题抖搂出来，根本不要搞任何遮掩，责成其认真整改”。

　　按照上述要求，当年10月份以来，中央巡视组反馈巡视问题时，“巡视清单”中新表述接连出现，像“山头主义”、“能人腐败”、“打干亲”等。

　　例如，中央巡视组反馈，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建议当地坚决抵制“山头主义”；江苏存在“能人腐败”突出的问题；浙江省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广西被点名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等等。

　　任建明认为，在此背后，是巡视方式方法持续创新有力支撑了巡视利剑作用的发挥。　　2014年3月中央启动当年首轮巡视时，首次实行“专项巡视”，巡视对象有三个：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几个月之后，中央巡视组又对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3家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

　　同年11月18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明确，对包括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等8家中央企业在内的13家单位全部实行专项巡视。

　　“下一阶段工作重点转向专项巡视。”在该轮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

　　任建明表示，常规巡视向专项巡视转变的背景在于，虽然两种巡视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但专项巡视更具有问题的突然性、针对性，可以多次安排，发现问题的效率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大。　

　　“专项巡视是巡视模式的创新，以问题为导向，更能发挥巡视监督的效果。”任建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2015年1月，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王岐山表示，今年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探索分行业、分领域开展专项巡视，实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

　　2月27日晚间，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公布了中央第八、第九和第七巡视组分别进驻国家电网、中船重工和华能集团展开专项巡视的情况，大幕拉开。

　　高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常规巡视已经对地方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针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特点，专项巡视效率更高、节奏更快，能在有限时间内实现全覆盖。

　　高波指出，巡视制度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越来越规范化，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机制创新亟需以法规形式固定

　　作为长期研究反腐败的学者，任建明观察到十八大之后巡视效果有了“显著的变化”。

　　在此之前，巡视制度已经探索多年。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次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巡视工作进入“运转”阶段。

　　2009年7月，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几个月后，“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2013年，被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称为“先头部队”的中央巡视组，促使整个反腐败局面得以改观。

　　任建明认为：变化的原因在于，宏观层面上，中央反腐败的政治决心坚定；微观层面上，源于诸多反腐败工作机制得以创新，包括专项巡视模式的创设、巡视工作的“三个不固定”等。

　　今年1月12日，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5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系统总结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探索实践，修订巡视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基于此，任建明建议，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许多机制创新，比如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制度，亟需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巡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

　　3月初，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撰文表示，今年上半年要继续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对巡视条例进行修订，做好巡视条例与廉政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衔接，力争6月底前颁布实施。

　　黎晓宏还说，同时，要以巡视条例正式出台为契机，加快制定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条例为主体、以相关配套制度为支撑的巡视制度体系，确保依规依纪开展巡视。

　　任建明建议，完善的巡视制度不能缺少巡视报告公开的制度性约束，巡视报告能公开的就公开，为避免打草惊蛇，可以适当做些技术处理，公开之后问责制度随即跟上，促进整个反腐败体系有效运转。在组建巡视组长库的基础上，组建巡视人员库，涵盖司法、审计系统专业人员甚至廉政专家学者等，不断提高队伍的专业性，形成专门的巡视队伍。

　　任建明表示，巡视监督应该保持独立地位，因此，中央需要考虑全额保障巡视组的工作经费和其他必要经费。“同时，厘清巡视组的监督责任，建立问责制度，让巡视制度自我运行”。

　　任建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到时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的“试行”两个字估计就拿掉了。(记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