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3月2日电 题：聚焦足球改革系列报道(之一)：不可阻挡的管办分离趋势

　　羊年伊始，中国足球迎来企盼已久的福音，《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并登上《新闻联播》头条。短短376字中，“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的表述，让“管办分离”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进一步升温。

　　“管办分离”的前世今生：从“G7革命”到足代会

　　“管办分离”的说法，被人熟知于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近几年却频繁出现在体育改革的议题中。事实上，体育界管办分离的问题并非足球项目专属。近两年，包括篮协在内的市场化较高的项目协会，都在酝酿并尝试启动管办分离，其中，影响力较高的足球项目，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管办分离在中国足球舆论场上正式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中超7家俱乐部投资人组成“G7联盟”，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主要指向足协对联赛“既是县官、又是现管”的“管办”问题。而诱发这场“G7革命”的，正是国安“罢赛”的惊人之举。多年后的反赌扫黑风暴中，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周伟新被证明是遭到收买的“黑哨”。

　　虽然这场“革命”在足协的强力打压下归于平静，但仍旧起到了些许作用，中超公司在次年正式宣布成立。不过，当时中超公司的管理层，也同时兼任着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官员的职务。中超公司经过1年磨合期，才开始渐渐接手部分联赛工作。直到2012年2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正式推出，这份方案旨在建立符合足球发展的联赛运作模式，将联赛的办赛职能从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

　　去年底的联赛总结会，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表示，2015赛季，中超公司将接管中超联赛、预备队联赛和精英梯队联赛，并继续推进中超联赛的管办分离。

　　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的提议下，中心副主任于洪臣早已不再担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现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马成全、正副总经理刘卫东、陈永亮等中超公司任职人员，亦已放弃了足管中心的事业编制。这些变化，被看做是足协深化改革、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重要标志。

　　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足协与总局足管中心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机构一直被指“一个班子，两块牌子”。2011年，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大刀阔斧地提出“小中心、大协会”、“政社分开”的构想，建议改革后的足管中心只设置外事部门、人事部门和秘书处，不过这个提议最终的结局是不了了之。当时有媒体透露，韦迪的议案触及到某些人的不满，报告遇到了阻力，最终迟迟未获审批。

　　然而改革始终在缓慢地进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失利后，总局开始痛定思痛，着手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祛除行政管理上的弊端。张剑调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前，曾以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身份，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前往足协，调研管办分离的方案。

　　2014年初的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

　　不过足代会后，当有媒体曝出“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消息时，足协新闻办立即回应称，从未发布过这则消息。一位足协工作人员曾经对记者透露，对管办分离的话题私下一直有议论，但具体的情况大家也并不清楚。

　　箭在弦上的“管办分离”：趋势不可阻挡

　　在2010年底的一次中国足协研讨会上，蔡振华曾表示：“中央领导对中国足球的现状不满，中国足球人需要卧薪尝胆来努力塑造形象。中国足球目前处于一个阵痛期，接下来需要进入建设期和发展期。”《足球报》曾经披露，真正让体育总局下定决心推行管办分离的，是在2013年那场“1-5惨败泰国”之后。这场惨败引起了更高级别的关注，总局认为，必须找到惨败的深层原因。

　　2011年，高洪波离开国家队教练席，西班牙人卡马乔取而代之，这场失败的换帅始终遭到外界诟病。坊间有传闻称，换帅的决定并非来自足协，而是执行“上级意志”，韦迪等中心领导本不同意换帅，但却无法改变决定。“6·15”惨败后，总局认为足协的工作中应剔除行政指令，让足协发挥市场化、协会化的作用，应该切实做到管办分离。中国足球，亟需改革带来发展的动力。

　　作为最早涉足职业化的项目，足球一直走在中国体育改革的前列。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关于中国体育新一轮改革的声音不断，而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足球首当其冲。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曾指出，管办分离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符合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主潮流，也有利于避免行政干预、防止昏官出歪招，政府也不必再为足球比赛的结果“背书”。

　　研究足球多年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林显鹏教授也认为，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尽管如此，他亦表示管办分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应该由中超公司运营联赛，发挥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足协则要起到监督作用，”他对记者说。

　　“希望改革之后，中国足协能彻底脱离体育总局体系，专心于竞技和职业足球的提高，在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培训和输出，搭建好竞技系列的青训体系，建立更多的第三方俱乐部接轨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新型的足球学校等，并负责经营各级国家队，”资深记者、著名足球评论员肖良志这样展望到。他认为，“分离”后的足管中心，应该只负责城运会、青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等举国体制下的综合性运动会的足球赛事方面。

　　虽然《方案》的细则还不为外界所知晓，但肖良志的态度还是相当乐观。“执行力的转变将是极其重要的，”他说，“足球运动需要其他行业和部门的支持。过去，地方的支持并不积极。今后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王牧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