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

　　■ 人物简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降，政府可能会因为“定力”不够而采取强刺激政策。 记者 侯少卿 摄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7.3%，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说中国经济暂别最坏时刻，但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随后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没到。

　　对于有观点称，经济下滑有反腐的贡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增长目标定在7.5%仍然偏高

　　新京报：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速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房地产下滑、PPI涨幅连降31个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你是怎么判断的?

　　黄益平：我对今年经济总体趋势的看法是，政府一直在以微刺激或者定向宽松来保7.5%的增长。但是政府每一次微刺激的手段放松一点，增长速度就往下走，这可能意味着经济自我稳定的速度在现在的增长目标以下。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政策。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的“稳增长”对刺激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没有“微刺激”中国的经济会更差?

　　黄益平：我并不反对微刺激，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宏观经济的手段来稳增长。但问题是政府要花多大的力气?所谓的“稳增长”，就是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往下压一压，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往上抬一抬。但现在的趋势看起来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抬。如果抬一两个季度经济稳定了，那就很好，但如果准备抬一年两年，一直抬下去，那说明目标可能定得偏高了。

　　新京报：你认为定多高合适?

　　黄益平：我不用增长潜力这个词，用趋势增长水平这个词，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干看经济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我觉得肯定是在7.5%以下。

　　新京报：有人说现在中国政府微刺激变成中刺激了，你怎么看?

　　黄益平：一方面来看，政府现在跟四万亿的政策比已有巨大进步。首先，政府已经试图接受相对偏低的增长，原来政府觉得“保8”一定是要保的，但现在已经能接受7.5%，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已经下移。第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比以前谨慎多了。以前是举国保增长，而现在的微刺激、定向宽松或精准滴灌，都是有限度、有选择性地支持，但另一方面，现在不确定的是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因此，可能就会有人担心微刺激做多了就变成了强刺激。过去政府都在一直表明微刺激不会变成强刺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好。但以后是不是会定力不够，采取更多的措施，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新京报：定力不够是什么?

　　黄益平：就是增长速度下降到7.3%、7.2%、7.1%，就扛不住了，然后再来一轮大的刺激。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现在不能说一定怎么样。我的理解就是说政府现在蛮担心的。

　　新京报：有许多学者说6%-7%其实是可以的，从长远来看也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政府一定要7%到7.5%?

　　黄益平：通常说的是三点：第一，会不会导致比较多的失业，如果有失业社会就不稳定，政府不愿意接受;第二，现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很多，如果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会不会出现更明显的金融问题，局部的或者系统性的;第三，担心投资者信心，增长速度下滑，不管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实体经济，如果他们不投资了，说不定经济就会出现更大的滑坡。

　　反腐只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新京报：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结构，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黄益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宏观政策。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说现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瓶颈，像能源供给，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社保比较落后等，在采取财政扩张的时候适当考虑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这个次序不要打乱。另外，即便在宏观政策当中能够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财政政策的准确性也比货币政策高很多。

　　新京报：为什么?

　　黄益平：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流动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实施。如果要依靠货币来支持本来钱流不到的地方，除非给予特殊补贴。比如现在经常说要增加流动性，让银行给中小企业、三农企业提供贷款，那就应该先搞明白，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给这些企业?无非就是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如果中央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就不用考虑风险问题，如果政府给银行三个点的补贴，就能填平回报低问题。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变成财政政策了。而且银行要做精准滴灌也比较困难。第一，很难选，会变成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第二，钱下去了，企业能不能用到也很难说。

　　新京报：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下滑，有大力反腐的贡献。现在看明年政府反腐工作会继续，是否会继续影响经济增速。

　　黄益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至于增速下滑会不会引起担心，我觉得要考核的不是反腐的问题，而是减速多少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第二，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今年已经在反腐了，明年可能还要反腐。简单来说，如果今年的反腐影响了100元的GDP，明年的反腐如果还是影响了100元的GDP，那对增长就没影响。除非明年力度加大，影响了200块钱，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是要考虑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新京报：你曾经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2020年GDP也会成为全球第一,判断依据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较明显。只要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问题，只要最后能稳住，中国的增长速度都会超过美国的增长速度，要赶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我甚至都不担心会出现局部性的像金融危机这类问题。不过，即便赶上了，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发展水平其实和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你说不担心短期之内会发生金融危机，是不担心发生了以后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黄益平：我说不担心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政府其实是能够消化这些不稳定的问题，包括银行坏账，地方融资问题，国有企业，信托产品等等。万一它们出了问题，政府是兜得住的。因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就15%。我们国家现在金融风险的问题更多的是流量的问题，不是存量的问题。存量的问题，它是有能力去消化的，但是如果流量没有停止，以后这个压力会更大。

　　资本账户开放应有先后次序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你认为哪几项在2015年亟待突破?

　　黄益平：在所有的改革中我最关注金融改革，一是跟我的研究兴趣有关，二是我认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的开放，因为过去三十几年改革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而在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三是因为既然要走向市场化经济，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还需要突破的领域很多，最看不清楚但也至关重要的有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很清楚，但什么时候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些也还有待突破。

　　新京报：你观察这一两年，哪些改革是做得比较好的?

　　黄益平：力度最大、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减少行政审批。这项工作从李总理上任后就开始在做，动作也非常快。此外，财税改革动作也比较快，尽管有争议，但方案出来后就很快推下去了。像户口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松动也比较明显，我觉得(明年)应该说有比较大的进展。

　　新京报：你一直认为金融改革是此轮深化改革的核心，那么金融改革进展如何?

　　黄益平：金融改革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觉得要进行金融改革，央行的方向也比较明确，但到目前为止，进展比较慢。可能是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政府对金融改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怎么改、改多少、怎么协调，没有形成共识。

　　新京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你觉得是到了一个可以开放的节点了吗?

　　黄益平：可以逐步开放。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利率还没市场化，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那么大，如果放开，(企业)不向国内借，都跑到国外借，那怎么办?第二，还需要有一些条件，比如监管能不能跟得上，以后会有许多其他的风险出来。简单来说，放开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新的不稳定如果处置不好就是新的金融危机。

　　新京报：有学者担心央行将资本账户开放了，但中国的经济增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投资者信心会下降，资本外流，最后形成金融危机。你怎么看?

　　黄益平：直接投资可以放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但是要谨慎开放不意味着全部放开，不管制了，在很多领域还是可以管制的，证券市场投资、金融创新产品投资，包括银行跨境信贷流动，都可以有所管制。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适当地放慢开放的步伐，我觉得是合理的。即便到真正完全放开之后，我觉得对短期资本流动也是要有一些限制的。

　　国企改革重在管资本和去行政化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前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

　　黄益平：如果国企做不好，软预算约束不改变的话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影响金融风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内生的。如果它一直做不好的话，那政府潜在的财务负担会不断上涨。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终还是要看政府本身负债是多少。

　　新京报：按照你的观点，国企到底应该怎么改?

　　黄益平：政府首先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出资人，而不是上级或主管单位。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我倒不是很介意政府在一些企业做大股东，但政府要把自己只当成大股东对待，大股东的影响的确要大一些，但要把目标搞清楚，大股东是出资人，最应该关心的是资产的回报和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官员的想法或政府意向，这是根本区别。我觉得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是两个事情，一个是管资本，第二个就是去行政化。

　　新京报：现在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实是考虑到民众意见，按照你的观点，政府不需要再考虑舆论了吗?

　　黄益平：有一些企业政府完全放开当然是不行的，像水电、公共交通这些项目可以采用PPP模式。即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做法就是政府限定价格，公交车不能随便乱涨价，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直接让政府的企业来负责运作，把补贴变成无底洞。你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是够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

　　资本账户可以逐步开放，但放开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政府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国企出资人，而不是国企上级或主管单位，其角色应当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