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民间智库上海前滩新型产业研究中心（下称“前滩综研”）以学术支持的身份出现在“北杭州湾创新转型”论坛上。素有“中国第一智库”称号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则在论坛上做了主旨演讲。

　　活跃在各种启民、伐谋场合的国经中心成立于2009年，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距离中南海仅百米之遥的政府大院内。中心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则囊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等重量级人物。

　　这个超级智库的成立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在筹建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智库建设被提升到更为重要的高度。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

　　2013年4月，习近平又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视之为国家战略。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改革部署。

　　目前，中国智库面临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问题。如何建设新型智库，正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新型智库的春天

　　今年1月，上海社科院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智库报告》指出，2003-2012年，中国民间智库数量大幅增加，新型智库开始显现，专业性分工逐步加强。

　　2013年至今，智库体系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全国高校以‘协同创新’为抓手，纷纷出台关于加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的新浪潮。”上述报告表示。

　　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则在国内首部智库研究著作《大国智库》中表示，“随着近几年中央高层不断释放支持智库发展的信号，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作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指示后，新型民营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察哈尔学会、长策智库、盘古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瞭望智库、人大重阳等。”

　　民间智库前滩综研注册于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黄金时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台了《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用浦东新区官方微博“浦东发布”的话说，浦东新区将用3-5年时间，将前滩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而前滩综研的创始人何万篷，正是这一规划早期的建议者之一。

　　何万篷原为上海市信息中心一个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其下海创办智库据说是受到了一些触动。一次，作为政府人员的他参与上海虹桥商务区规划的评审，参会者包括中国科学院、日本野村综研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单位。会上，何万篷发现，上海很多公共设施都由国外机构规划，而且他们甚至比国内智库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战略性节点。

　　此后，何万篷组建前滩综研，将之定位为数据驱动型的开放研究平台，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集团提供实证、前瞻、建设性的决策支持方案。

　　不止何万篷， 2013年4月之前，盘古智库的发起人易鹏还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王文担任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之前是一家官方媒体的编委，主管评论。

　　“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有学者这样形容智库的创办者。

　　前滩综研研究部部长、副秘书长宋杰封告诉记者，该机构的发展目标是一种新型智库。所谓新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智库运营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或企业资助；其次，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更多依靠数据分析与逻辑推断来进行研究，而非仅凭理论与经验。

　　“既然要建设新型智库，第一，传统智库要更新换代，紧跟时代潮流。比如中国社科院分析社会阶层、社会矛盾可以，但不能还去研究脱离现实的话题；第二，新型智库的一大特点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揽，一般通过政府采购服务，他们（智库）提供服务的方式获得收入。”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告诉记者。

　　“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

　　彭澎的另一个身份是南方民间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早年他还曾任职于另一家智库—广州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

　　“在讨论新型智库之前，首先应该梳理传统智库。”彭澎说，传统智库包括8个分支，又称“八路军”，分别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军队内部的研究机构、外资背景及非外资背景的民间智库。

　　在此之外，国经中心有些独树一帜。尽管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不断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但它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资金输入与硬件支持，并且鉴于内部人员的政界背景，其从出生起就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据上海社科院的《中国智库报告》统计，当前国内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共有200余家，其中2/5为党政军智库，1/4是社科院智库，民间智库占比1/3。

　　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并不认同民间智库拥有1/3的比重。王辉耀就对记者表示，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的统计数据，但大致情况可以从全国软科学机构的相关调查中窥见。

　　据王辉耀在《大国智库》一书中估算，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后者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兼职的情况。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官办智库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人员数量庞大、机构设置繁多。以中国社科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而全欧洲的智库研究员也不超过5000人。

　　至于机构经费，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额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

　　“传统智库的形式比较单一，差不多只有官办智库一种。而它们依托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王辉耀说。

　　仲大军是北京一家“半死不活”的民间智库的创始人。2000年，曾任某知名媒体编委的他“逃离”体制，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十多年来，这个智库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受限于资金，生存艰辛。

　　“上世纪90年代，民间智库还能发出一些声音，但如今已愈发微弱。在建言献策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竞争。因为，智库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仲大军向记者感慨。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民间智库的学者，仲大军已被边缘化。有时，他受邀参与节目录制或出席论坛，但总被排在体制内学者的后面。

　　“他们（邀请方）才不管你水平高低，离‘衙门口’越近的人越往前排坐。而且，他们还怕我乱说，说一些与政府主旨不一致的话。”仲大军说。

　　然而，国家队唱主角的中国智库目前却正面临“大而不强”的诟病。“从数量上讲，中国智库已不算少，但缺少一些高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今年10月18日，曾培炎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智库体制老化，党政色彩浓重。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弊端在于思维僵化，不容易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超脱利益关系的、客观的决策方案。”彭澎说。

　　今年9月初，借着《大国智库》发行，王辉耀撰文《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更多民营智库参与》，探讨智库建设。

　　“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形成鲇鱼效应，激活智库市场；而且，民间智库可以提供更多建议，打破思想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王辉耀对记者表示。

　　于是，问题来了：中国的民间智库为何发展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