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2《央视财经评论》：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 变化了什么？

　　几个月前，湖南的一位农民，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意，一纸诉状将本市市长告上了法庭；前不久，广州市人社局的一位副局长代表单位作为被告出庭，应对一位市民的起诉……这样一些原先看来不会被受理的案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无疑印证着法治环境在不断地改善。昨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法院案件的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那么，这将会给我们的法治环境带来多大的变化？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张鸿共同评论。

　　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带来了什么改变？

　　马光远：以前设置很多门槛本身是违背法治原则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第一，之前的立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事实上按照我们的民诉法，它也是备案制，有明确的原告，被告，有利害关系，有实事就可以。这四点是一个形式要件，有这个形式要件就可以立案，但是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一个审查，审查很多，到最后好像设了一个人为的门槛。

　　在很多情况下，案子的类型很多，比如以前民告官，地方政府就说，你控制一下，让他感觉难一点；或者有些敏感案件，比如证券诉讼之类的，怕形成群体性，那就设一个门槛。事实上来说，我们现在的备案制回到了民诉法要求的基本原则上，符合我们立法的精神，但是我觉得绝对不会出现像大家担心的谁都到法院去，中国人还是有事干的。再一个东方民族不像美国人，东方民族最大特点是厌诉，有些民族任何事情它都通过法院去解决，但是东方民族本质是个厌诉的民族，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解决路径，邻里的解决，单位的解决，好朋友之间的解，道德的解决，到最后才去打官司。所以我觉得以前设置很多门槛没必要，本身是违背法治原则的。

　　张鸿：立案登记制度维护了我们的诉讼权利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当然希望法院的事少，说明我们和谐，都没有纠纷，但是这些纠纷是存在的。那小的纠纷怎么解决？比如说我和马光远是邻居，我们发生纠纷了，是依靠行政力量来解决，还是依靠法律力量来解决？我们纠纷到法院去，法院给不给立案？过去法院是有立案审查的，这个审查不光是形式上的审查，还有实质性的审查。

　　立案庭要有主观的判断，这个案子到底接不接，我们给不给他立不立案？但是未来要立案登记的时候，只要在形式上这个事情是符合法律的条款，就可以立案。立案厅就相当于医院的挂号室，只要你有病，你拿着那个东西来，我不管能不能治得好你的病，我只判断你是不是适合到这儿。我不做实质性的审查，就是登记，这样其实维护了我们的诉讼权利。诉讼是一种权利，打不打官司是我们来决定，而不是你来决定。

　　马怀德：立案登记制的建立是化解社会矛盾很好的改革举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过去我们普通民众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觉得打官司难，一个是立案难，再一个成本比较高，结果也不确定。所以很多经济纠纷，很多官司都实际上是没有进入法治的轨道，也没有经过诉讼的渠道去解决。那么有了这样一种立案登记制的建立，它意味着不管你标的多小，不管你的纠纷复杂还是简单，只要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到了法院就能立上案，而且法院就能及时受理，并且加以审理裁判。从宏观的角度讲，对于解决各类纠纷和矛盾，特别经济纠纷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微观上讲，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诉权，保证当事人的诉讼及时、合理有效的行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一种化解社会矛盾的很好的改革举措，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保障当事人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一个重要举措。

　　马光远：过去对诉权的粗暴剥夺 导致一部分人走上极端的途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不管你立不立案，纠纷就在这个地方，人为解决纠纷的机制有很多，但是最好的机制是司法机制。以前大家想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纠纷，但是你不让他解决，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纠纷仍然存在。一个纠纷从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从一个个小小的简单的案件，最后变成对社会的怨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人愿意通过法律来打官司，第一说明他相信法律，他希望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第二个这仅仅是一种权利。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司法途径里面，比如说民事案件，也主要体现一个调节原则，既要把案子解决了，同时又把关系要搞和谐，这是我们基本的原则。所以以前人为的设置，不让人家去打官司，事实上是对诉权的一个粗暴剥夺，从而导致有一部分人走上了一些更极端的途径。遏制这种极端途径最好的方式就是还给那些原本剥夺权利的权利，让他疏解。本身很多考量都是非法制，什么结案率，什么影响地方经济，什么下一个红头文件说不要接案。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次四中全会变了一个字，叫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我们以前是立了法就可以，现在意味着我们要建造整个法治的体系，让每个螺丝钉，让每个“书记”，每一个环节都能体现法治环节。比如纠纷的解决，如果说在行政环节自己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基层法官还会担心什么？

　　我一开始说中国老百姓是讨厌打官司的，要掏钱，最后三五年还解决不了，为什么要去打官司？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打官司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如果说我们行政体系解决得很好，谁还会打官司？所以我觉得，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是司法，更重要的是理念。

　　张鸿：要减少行政对司法的干预 要依法执政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如果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所有经济社会的纠纷，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可能基层的法官不一定这么想。前些年民事诉讼法修订的时候，专家都说登记特别好，立案不要审查，但是基层的法官会有怨言，因为他们觉得没法判这个案子，所以立案庭的庭长，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会经常消失。因为法院里面有一个结案率的考核，我不能结的就不接。因为要是不能结的你也接上，影响了结案率，审判庭就会来找你，所以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制度性的安排。

　　我们今天谈的是四中全会的这一点，但是它相关配套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减少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要依法执政。比如说集资纠纷，食品安全纠纷，拆迁纠纷，这些到底怎么解决？谁来解决？所以不止一个地方的法院都会下一个文件，有的就是红头文件说，关于这些纠纷咱们暂不予以立案。为什么暂不予以立案呢？因为法院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判，判了以后，地方经济受影响，地方的声誉受影响。

　　张鸿：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主体、法律主体能解决的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简政放权等等这些改革，原则其实是大概相同的，就是政府不过多去干预本来应该由市场主体、法律主体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谈到立案审查变成登记的时候，我们相信老百姓能判断，然后法官有判断权，不实质性审查，等于把这个权利还给一个诉讼主体，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诉权。权利政府不做主观的、实质性的判断，而是交给市场，相信市场能够判断出来。所以这两个是有共性的。上个月刚刚实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9月6号修订的，行政审批事项原来是6608项，然后减了98%，只剩100多项了，都是备案为主，现在我们的原则就是备案为主，批准为辅。

　　当然，如果全交给市场，我们会担心，市场如果失灵了怎么办，市场不是有那么多骗子吗，骗了股民怎么办？骗了承销商怎么办？造假怎么办？受了损怎么办？食品安全的问题怎么办？依法办！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块儿。我们不是全由市场来解决，市场损害了你由法律来解决。

　　马光远：过去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父爱”主义 更多的是干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中国的海外投资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商务部9月22号表示，中国今年很有可能变成基本净输出国，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也就是说，中国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这说明什么？之前我们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原因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到海外投资的意识不强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管道不畅通，我们五花大绑，几十个部门，包括民营企业到海外去并购，发改委都要审批。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权绝对不在于你，而在市场。现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也好，还是法治政府的建设也好，我们四中全会讲，要一体化地来考虑。那么一体化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

　　我们今天主要回到市场上来讲，我们在建立20多年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到更多的是“父爱”主义，更多的是干预。有很多人说，政府你不要干预，但是当一个公司出事以后，你发现这帮人又去跑着找政府，说政府帮我解决。那么终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情况是，第一，我在投资过程中你政府不要管，第二，我一旦投资失败，除了法律可以救我，比如说可以破产，可以索赔等等，不要再去找政府，最终形成大家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有规则意识，也有责任意识，这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市场经济，法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