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选择。

　　“在得知辞职获批的消息之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吁……”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终于辞去公职。在辞职感言中，他写道：“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

　　38岁的周慧，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比如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广州公安局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跳槽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除此之外，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选择下海。

　　事实上，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仅国务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这批体制出走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有报道称，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1998年回国，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婚前，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个男人，必须站出来，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让他下决心辞职的，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今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去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

　　他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做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