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划彩船庆祝广州解放。(资料图)

　　10月14日，是广州解放65周年的纪念日，新快报记者回访了5位让“广州骄傲”的人，他们参与并见证了广州这座城市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满目疮痍走向繁荣昌盛的全过程。他们是：参与解放广州的某团参谋长魏凯江、某部审计科科长陶彝、“军医”王智剑、某部文工团团员王荧、南下工作团成员宋哲清。

　　他们的讲述，如同在黑暗中闪烁的火花，当无数星星点点的火花连成一体时，我们发现，在历史的天空下，这些闪亮的光点构成了一道璀璨夺目的历史与现代交织的闪亮轨迹，在听故事的人心中留下一串串惊叹号和无比的骄傲。

　　如今他们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他们的听觉已经不再敏锐，他们的容颜已经不再年轻，甚至他们的记忆也已开始变得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永远是广州的骄傲。

　　解放军来了

　　1949年10月14日，那一天，广州漫长而炎热的雨季稍稍停歇，将此前弥散在空气中的沉闷和压抑一扫而空。

　　清晨，一位地下党员正小心翼翼地撬开了木楼梯上的一块板，从里面拿出厚厚一叠的革命印刷品。印刷品有《广州文摘》，32开本，是供内部群众和可靠的进步群众学习之用，还有几扎《人民解放军布告》，单页的，准备向群众散发。这些天来，他无法从报上得知战争的消息。对于解放军在广东的推进到了什么程度，报纸都保持了沉默。

　　中午11时，60岁的阿玉开始向街坊四邻宣布，“共产党已到白云山了，满山都是人。”

　　不过，下午5时30分，天已呈黄昏之态时，2名正在泰康路上接头的地下党员，听到了一声轰隆巨响，有人说是反动派炸了五仙门发电厂，有人说是炸了海珠桥。

　　破坏正在不断发生之时，大家开始互相鼓劲，“估计解放军一定是逼近广州了”。连孩子都开始高喊，“解放军要来了。”

　　此刻，距广州解放已经不到两小时。

　　暗流涌动

　　事实上，刚迈进广州“解放年”，人们就发现，周围人的火气越来越躁了。

　　能不躁吗？广州乱得让人心慌。

　　物价涨得厉害，西关路上一家卖米的商铺，几乎每过半小时就要改一次价格，买米的人一看牌子没了，就知道米价又要往上涨了。去茶楼喝个茶，两三小时的工夫，手中的金圆券、银圆券就又贬值了。那一年的中秋，购买月饼过节的街坊还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昔日人满为患的荔枝湾花舫，却水面冷清，嫦娥都只能对水自怜。

　　老百姓本就没多少活路，却还要忍受军警特务横行，旧势力破罐子破摔，临走之前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小到油条大到军械都有可能被抢。为了防止被抢，大街小巷都被木栅栏所围，以至于出一趟门要绕几个来回。

　　空气中的愤怒如同炮仗一样一点就爆——这就是解放前夕的广州，大家虽然怕打仗，但心里却期盼着解放军快点来，结束这黑暗混乱的世道。

　　水土不服

　　只是彼时，正被全城期待的解放军也正在遭遇解放广州前的最大一个难题。为广州解放浴血奋战的魏凯江、陶彝、王智剑身处其中。

　　6月份的长江，夏雨延绵，潮热不断，是四季中最难捱的时光。

　　44军131师392团卫生班班长王智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赶到了长江大堤。只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天气带来的不适之时，这里的大堤已被妄图阻止他们渡江的国民党军队炸毁。

　　江水瞬间翻起三丈多高，如瀑布般朝岸上打来，被卷进江里的人有的抱着块木门板，有的坐在木盆里漂流，惊险万分。

　　王智剑他们耽搁了一天一夜才得以乘船渡江。也就是在渡江之后，来自北方的战士们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先是对南方的梅雨天气毫无准备，没有带雨具，整日都被雨水淋得湿透，衣服只能黏糊地贴在身上，实在难受时，大家只能停下，轮流把守，生火烤干衣服。再来就是脚下的布鞋，被水一泡，往往一周就掉了鞋底，战士们只能光脚走路，在湿地行军让大部分人脚都溃烂了。

　　潮湿天气，加上蚊虫的叮咬，很多战士都患上了“打摆子”(疟疾)，一些战士因此在急行军中虚脱。

　　“人马健康运动”

　　就在这时，43军127师380团参谋长魏凯江的部队也抵达了南方，他记得那段日子，连一向吃苦耐劳的壮马都每天嗷嗷叫。

　　一场顺势而生的“人马健康运动”开始在这支解放广州的队伍中展开。在43军军部负责后勤工作的陶彝自然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保证沿途“兵站”的物资充足，解决战士们的吃喝穿用。

　　不乱吃食物，不喝生水，减轻装备，将重型机关枪往后方部队移交，学习用稻草打草鞋，并在经验中总结出，将衣服撕成布条掺进草鞋中，草鞋更软也更结实。

　　大概一个多月后，大部分的战士就在这场“运动”中痊愈了。

　　只是其中也闹过笑话。

　　那一天，王智剑和卫生班途经一个长满香蕉的院子，走了180多里的路而粒米未进的士兵问道：“班长，可不可以吃点香蕉？”当时的王智剑真没主意，他只知道香蕉是南方的水果，却不知道香蕉应该怎么吃。只好采取折衷的方法，“每人只吃两个，不吃饱。”

　　“意外”还是发生了，吃完后所有人都开始嘴巴发麻，有人甚至严重得张不开嘴，“这下糟糕了，果然中毒了。”他心想，并一路组织大家喝水“解毒”。

　　直到进入广东后，地道的广东向导才为他们解惑：“香蕉要剥皮吃。”

　　广州解放

　　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刻，重新启行的解放军们，枪、炮和子弹都准备好了。他们一路上喊着“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跑步南下。

　　相比水土不服，进入广东后的几场战役对于他们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10月8日，魏凯江、陶彝他们在佛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包围战。13号上午，王智剑和他的战友们把一列载着国民党家属的火车给“扒了”，金圆券撒了一地，他们还以为是烧给死人的纸钱。

　　这些在和平年代难以想象的战火硝烟，最后都被他们以一句“其实战事不算激烈”带过。

　　最终，陈赓率领的二野第四兵团13军、14军、15军共12万人为右路军，占南雄，取始兴，克曲江，打开粤北大门，并直指佛山，从西面包围了广州；邓华率领的四野第十五兵团43军、44军共8万人为左路军，从佛冈、从化、增城等一路打下来，直指市中心；由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2万人，控制虎门，占领中山、顺德，从南面包围了广州。

　　眼见败局难挽的国民党，开始了走前的疯狂破坏。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那声猛烈的巨响，后来被证实是钢铁结构的海珠桥被炸。断铁碎钢、水泥砖块四散横飞，从北岸东起德政路，西迄仁济路，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1小时后，解放军先头部队自北郊大北路(今解放路)进入市区，7时30分，解放军迅速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广州绥靖公署、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及广州警察局。广州宣告解放。

　　那一夜，三个年青的军人强忍着兴奋难耐的心情，踏上了广州街头。他们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他们是在大街上过了一夜：魏凯江在北京路的财政厅门前，陶彝在骑楼街下，王智剑在越秀山山脚旁。

　　欢庆入城

　　广州虽已解放，但由于讯息不通，并非人人都知道。家住西关的街坊们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听了一夜的枪声，起初只是零星的枪声，后来越来越密集，甚至夹杂着巨大的爆炸声……

　　10月15日清晨，广州解放的消息终于传开了。人们突然惊奇地发现在北京路上随处都有人在出售五星红旗，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并把它们插在自行车前，每家商铺门前也都开始悬挂五星红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城都“淹没”在了红色的旗海中。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昨晚的枪声是解放军在南站又歼灭了一批要逃跑的国民党军队。

　　王智剑于当日离开广州前往解放佛山。魏凯江所在的127师继续留在广州，作为代表，参加了11月11日庆祝广州解放及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

　　王荧是腰鼓队中的一员。这位来自香港的千金小姐，此前就投身了革命，虽然意志坚定，但过程却有点曲折。从1947年一直努力到194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并顺利成为44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

　　参加这次入城仪式的任务，是她参军后的第一个“任务”，她们从现今位于府前路的检阅台出发，途经爱群大厦再到越秀山脚，队伍最终回到检阅台，整整一天，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敲打着腰鼓，结束时两条小腿都已经发肿。

　　战后重建

　　随着入城仪式落下帷幕，广州正式宣告解放。

　　1949年，一批来自平津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南工团”)，跟随解放大军南下广州。在土匪、敌特活动猖獗的解放初期，他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基层岗位上，参加城市接管工作。

　　“南工团”成员、当时参与接管广州市警察局的宋哲清就是其中一个。他进驻的是黄沙分局，刚刚解放的广州，市面形势依然紧张，街上的烟馆、赌场不计其数，黑社会分子以及土匪经常出没。许多国民党官兵就地藏匿混充在居民中，持械抢劫案一日数十起，夜晚经常会听到枪声，国民党特务甚至朝外出巡逻的民警开冷枪。

　　逃亡的国民党军队在广州留下了很多枪。宋哲清记得，“我出去办事时，在公交车上发现前后的人身上都有枪，分不清是敌是友。有的同志带枪出去巡逻时，还被人抢。后来收缴枪支，群众都主动上交。”广州街坊们已不再像解放前夕一般浮躁了。

　　1950年2月，市公安局在铁路南站黄沙码头成立了丛桂派出所，宋哲清担任代理所长，初建时总共只有7人。宋哲清印象最深的是，丛桂派出所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三三轰炸”。

　　1950年3月3日中午，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袭，派出所遭到轰炸和扫射，房子被炸塌一边，一位民警受重伤。黄沙火车站因为囤积有很多物资，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敌机一来，暗藏的特务就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引导敌机轰炸地面目标。特务们趁轰炸之际隐蔽到附近的土房中作乱。而宋哲清们却为保卫这座城市、重建这座市，与敌人斗智斗勇……

　　“三三轰炸”后，广州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新修复的海珠桥也在同年11月正式通车。（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