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瞭望东方周刊》希望以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垃圾流转的隐秘链条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达到5年来的新高，只略逊于全球宾客云集的奥运会之年。在中国人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纪录。

　　在中国城市垃圾问题空前严峻之时，《瞭望东方周刊》希望用迄今为止相对更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我们原本希望展现城市垃圾自产生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仅在流转部分，其复杂性和利益纠缠就已远远超出想象。

　　对于流转链条的详细复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基于观感的某些习见。

　　比如垃圾分类处理，由于终端处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流转过程中对经济利益杠杆极其敏感的层层分拣，分类垃圾桶“一股脑都倒在垃圾车上”的问题，看来并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业内对于目前是否有必要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还存在极大争议。

　　对于城市垃圾流转环节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们的认识：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严峻形势，既来自历史存量，又源于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源头控制是首要问题。

　　第二，在政府庞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还需要有更细致、更严密的思考。

　　然后，可能才是引人关注的最后处理方式。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居民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毫无意义——它对于垃圾流转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极大影响。但，也要明白，从现实考虑，目前的一切政策设计，还需要以家庭分类的乏力为前提。

　　与之有关，城市垃圾处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为基础。这样，会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举措和切实的引导。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进设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即可能有7万人戴上“绿袖标”，其每人每月约600元的报酬由区县财政承担。

　　现在，对于“绿袖标”的设置正在调整，希望分成几层，加强管理设计，从而做到“减员增酬”。

　　一些区县为推进垃圾分类还设立了“二次分拣员”，他们每月领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边，而人们看到，这仍无法促使居民进行分类抛弃。

　　面对这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处理挑战，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的整合，乃至于政府内部力量的协调统一，是一件小视不了的大事儿。

　　而《瞭望东方周刊》随后也将对城市垃圾的源头及其最终处理，进行更为详细的观察。

　　垃圾都去哪了

　　人数在十几万至30万之间的拾荒者，是北京垃圾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

　　按照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在这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这是2008奥运会之年以来的新高。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

　　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比如一只塑料饮料瓶，是不是真的因为与同一桌晚饭上的残羹冷炙一起，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难以回收，最终影响焚烧等处理？

　　在中国城市垃圾的三个关键问题——产生、流转、处理中，包含分类在内的流转环节可以被视作关键部分。

　　如果对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有效的引导，向上可以影响垃圾制造者的行为方式，向下则可以促进垃圾处理的无害化。

　　而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