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这句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7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制度，并提出了“在2020年将实现1亿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这是在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但不少专家认为，这个美好的愿景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农民工落户城市

　　从“不敢想”到“不太想”

　　今年50岁的胡军，再过10年就要退休，他打算退休后就回河南信阳老家养老。胡军是河南省信阳市某村的村民，已经在北京摸爬滚打工作了10多年，但是也没能在北京买下一套住房。“现在是有资格买房，但是房价高得还是买不起。”

　　住房买不起，解决户口对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谭。《意见》提出在特大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也没能燃起他对拥有北京户口的希望。

　　“即便是北京实行积分落户制度，也轮不到我头上。北京的消费水平太高了，尤其是房价。”胡军告诉记者，拥有北京户口主要是为孩子考学，其他方面对他都不重要，“我已经在老家买了两套房，等工作到60岁就可告老还乡了。”

　　这是目前60后、70后大多数农民工境遇的一个缩影。

　　据四川统计局今年初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目前有93.7%的四川进城务工人员表示习惯城市生活，但明确愿意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只有10.7%。“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更有优势”是不愿转户的首要原因，选择比例为51.6% 。而“养老得不到解决(选择比例50.4%)”、“住房没有保障(选择比例44.4%)”、“失业或找不到工作(选择比例38.5%)”则是进城务工人员对转为城镇户口后最担心的三大问题。

　　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暨人的城镇化”会议上表示，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少有三步，第一步是就业转移到城镇。“这一步是我国过去30年城镇化的模式，只进城就业，不进城定居”。第二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愿意和有能力落户的人拿到城市户口，在城市落户。“这一步在我国才刚刚开始”。第三步是推动清除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这一步需要更长时间，而要实现真正文化上的融合需要一代人。”杨伟民说。

　　“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

　　意识特别强

　　张霞长得很清秀，鹅蛋脸、大眼睛，说话声音柔美好听。1992年出生的她，在自己20岁时从四川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京。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

　　如她所言，2012年刚来北京，经亲戚介绍，就找到了一份传媒公司的工作，如今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现在她已经从最初来北京时一个羞怯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跟客户洽谈广告的业务经理。

　　张霞在北京的生活日益精彩，“我不想再回老家了，希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不是出来了吗?我现在还年轻，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北京积分落户的政策标准。”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积分落户成为张霞的希望。

　　像张霞这样的新农民工群体，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称其为“90后”农民工。他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上表示，“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意识特别强，他们和“70后”农民工不一样，“‘70后’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家里盖房，找老婆结婚，女的是为了嫁妆。现在‘90后’新农民工大部分人不准备回去，尽可能地留在城市。”徐匡迪说。

　　但是，新的户籍政策对于这些“漂”在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90后”新农民工敞开的门并不很大。

　　《意见》提出的“积分落户制度”标准看似简单，主要是“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设置积分分值，但是在“积分落户制度”细则没有出台前，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么落实。

　　张霞说，如果仅仅按照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这几个简单的标准，她在北京待够一定年限，落户北京肯定不成问题，“估计不会这么简单，像我这样条件的人在北京满大街都是，北京可能容纳这么多人吗?估计还会有别的更为苛刻的条件。”

　　即便这样，张霞还是愿意留在北京，不愿回到几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