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首提新常态，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客观经济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会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要弄清经济“新常态”，当然首先对“常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常态”，并不是指经济活动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不变完全可预期的状态，而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经济规律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特征的动态过程。就经济运行的宏观面而论，经济常态应当最终取决于某一段时期由技术、制度、人口与劳动供给和资本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

　　但是受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在某一段时期，经济常态既可能表现为实现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前者表现为总需求相对不足、物价水平较低，后者则表现为总需求的相对旺盛乃至经济过热，物价水平上涨甚至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常态”表现具有明显差异。这样，可以对经济“常态”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新常态”与“旧常态”。虽说可以对经济作“新”“旧”常态的划分，但“新常态”与“旧常态”不是割裂的，新常态是对“旧常态”的承继和扬弃。对客观的经济“常态”的认定和判断，会直接影响政府主观的宏观经济决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使实现的经济增长常态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决定的自然常态。

　　因此，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从时间区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大致为新世纪以来十年左右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其次，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六，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总之，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瞩目成就，但反映了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可以说，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