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至少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拥有4400多万的庞大患者群，世界每年用于该病患者的护理费用超过600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

　　2014年7月3日，不喜抛头露面的明星海归学者施一公在清华园召开了他平生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他的团队不久前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元凶”的清晰样貌，这项世界级的突破促使内敛的他打破了回国后为自己定下的“低调”戒律。

　　我没有美国梦，我心里有的是中国梦

　　《环球》杂志：你在2003年就获得了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07年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有人说，你实现了一个灿烂的美国梦。你为什么会放弃这些，回国全职工作呢？

　　施一公：首先，需要讲一句，尽管别人会这样来看我，但我自己的心里从来没有美国梦。相比之下，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盼望祖国强盛的中国梦。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至少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

　　早在1995年，我就挺想回来，但我觉得那时回来可能学无所用。2000年后，算是学有所成的时候，我觉得该回来了。如果不回国，在美国工作生活一辈子的话，我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抑郁，会觉得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还不了。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有了。

　　《环球》杂志：在实现回国工作这个愿望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阻力？什么契机直接促使你回国？

　　施一公：2006年5月，我回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当时在清华见到学校党委书记陈希老师。他很正式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全职回清华，帮助清华的生命科学再往前走一走。我挺激动的，因为说心里话，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见了陈希老师我就说，“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全职回清华。”

　　当时是有很多人反对的，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罗伯特·奥斯汀跟我说：“你给我一些时间，我去说服我们的校长雪莉·蒂尔曼，我让校长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一定要留在普林斯顿。”甚至我有一个亲戚说，“小公啊，你脑子进水了！”

　　但我还是回来了。

　　《环球》杂志：你觉得回来值吗？

　　施一公：如果没有1955年钱学森辗转从加州理工回到国内，也许我们的“两弹一星”的出现会迟缓很多。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外派留学生，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的中华儿女，很多人已经掌握了核心的、前沿的、高精尖的技术和研究成果。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些掌握了最新技术的海外华人，有1/10能全职回国，中国的国力会有质的变化，中国的科技实力会昼夜之间赶上美国。

　　我全职回国已经整整6年半了，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在多年追寻我的“中国梦”。

　　科学生涯里最重要的成果

　　《环球》杂志：最近你的团队在攻克阿尔茨海默症的道路上取得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而且是世界级的。

　　施一公：随着现代人寿命的增长，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人数将越来越多。二十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就知道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是其致病蛋白，但从未有人看清它到底“长成什么样”。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类首次看到了这个蛋白质的真实形状、组成和几乎所有的二级结构。世界上有数十个实验室在进行科研攻关，十几年来都没有很好的收获，但我们这一次，获得了分辨率达到4.5埃的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环球》杂志：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对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具体的推动作用是什么？

　　施一公：1埃是1/10纳米，以前的最高分辨率是12埃，而这次是4.5埃，这是站在100米外看一个馒头和站在5米外看一个馒头的差距。

　　我们都知道，阿尔兹海默症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像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罹患这种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长期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

　　《环球》杂志：你自己对这次研究成果的评价也非常高，在发布会上你说这是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突破，为什么？

　　施一公：是的，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重要的成果。首先，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会给我们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方面提供很大帮助。其次，在全球生命科学的激烈赛跑中，这一次我们起跑领先了，团队的下一步工作是获得更高分辨率的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将来终点是否领先很可能取决于此。

　　当然，还可能是因为以前都是杂志选我们，而这次终于是我们来选杂志，我们选择了《自然》杂志。

　　《环球》杂志：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施一公：这个领域，很多做结构的人都想去碰一碰。就像买彩票，明明知道有个大奖放在那儿，口袋里有点钱的人都想试试。2004年我就把目标锁定在这儿了，但是人源γ-分泌酶很难获得，只能在果蝇、线虫等类似物结构中做，一点儿进展都没有，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我把组里的8个学生分成三个小组，每周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从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多个表达系统中寻求突破，并最终选择了哺乳动物表达系统。

　　今年春节的时候，组里一对新婚夫妇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这已经是很特殊的照顾了。那个节点，我也严厉了好多。但是真的得玩命。

　　回来是为了育人

　　《环球》杂志：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将近5年，你有什么感悟？

　　施一公：首先，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中国习惯讲究师道尊严、论资排辈，这些有时候会阻碍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此外，对于年轻的独立研究员来说，很多人面临着严峻的科研起步环境：在资源上不仅要与自己的同龄人竞争，还要和比自己出道早几年、十几年的前辈竞争。

　　我们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而主要是看学术能力，宽容一些无关原则的方面。比如特别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容易有脾气、甚至顶撞行政上级，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需要宽容对待。

　　《环球》杂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并关注你及你的研究。你怎么看待自己带给别人的改变？

　　施一公：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年轻人关注我们的研究，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工作能给中国下一代带去对科学的向往和投身于此的动力。做科学需要踏实地在实验室里做，而不是出去张扬，花很多时间宣讲。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去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而不是关注我本人。我一直相信，关注科学、关注创新将会把中国带入下一个腾飞时代。（《环球》杂志记者/郝薇薇 实习记者/郑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