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的一系列反腐行动中，国企成为不容忽视的“战场”。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在2013年，共有133名国有企业高管因与工作相关的事务被公诉或宣判，共涉及19项刑法罪名。频率最高的三项为：受贿罪56人次， 贪污罪39人次，挪用公款罪22人次，三项共占国企高管触犯罪名总数的66.9%。所涉其余罪名按涉及人数依次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职务侵占罪，行贿罪和诈骗罪等。19项罪名中，逾1/3与“贪”“腐”相关。

　　巨大的反腐成果引来更多疑惑：如此多的国企高管“犯案”，国企的监管体制到底是怎样进行的？或许已经到了重新审视这一体制是否有效的时候了。

　　国资委：并不全方位覆盖所有国企

　　中国国企共有多少家？《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部门得到的数据为：共15万余家。

　　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门不同，国企可以分为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监管职责的企业；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代表国家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金融类企业，如四大商业银行；由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单列企业，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等；以及由地方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其中，前三种情况的国企，多被称为“央企”。

　　而按照国有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还可划分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以及特殊法人企业——由政府全额出资并明确其法人地位，由国家通过专门的法规和政策规范，被赋予强制性社会公共目标、不受公司法规范的企业。如城市公交、城市绿化等。这类企业需要由公共财政给予补贴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

　　复杂的企业类型，直接导致了监管制度的多样化。“国资委的监管并非全方位覆盖所有国企，有些职责也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央企为例，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13家央企中，前54家为副部级企业，其“一把手”的任免由中组部直接负责，国资委仅参与提名并协助考察。这54家央企二把手以下、总会计师以上的高管人事安排，则由国资委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专门负责；后59家央企的高管任免，全部由国资委企干二局负责。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介绍，央企这种人事权力两分法主要来自“历史沿革”。前54家企业，有的成立之初便由副部级政府官员担任老总，企业级别从成立就比较高，如1982年成立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是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另一些，虽然成立时级别不高，但后来又有曾担任过副部级职务的人员出任总经理，因人涨级，便延续下来，如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行业主管部门被撤销，一批“失业”的副部级领导成了原部委下属的国企老总，这些企业便随之升格。副部级干部由中央直管的性质，导致这些企业日后一把手的任免也由中组部负责，慢慢就形成了传统。

　　此外，由中央汇金、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金融企业，由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烟草总公司、中铁总公司等，也多属副部级央企，其一把手任免由中组部掌管。

　　央企监管的分类，也被复制到地方层面。唯一的不同是，各地方性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均由地方国资委统一监管。

　　分类监管：人、事、资产

　　国资委下设23个厅局，其主要职责概括起来为：管人、管事、管资产。

　　除了企干一局、二局负责高管任免外，国资委综合局主要负责高管业绩的考核。高管收入一般由基础薪酬和绩效薪酬组成。与此同时，国资委也负责控制国企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尽量保持企业内部公平。

　　一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企高管的绩效薪酬一般不会超过基薪的5倍，而基薪不会因为业绩好坏而变化。“也就是说，业绩再好，绩薪也有一个封顶的数；但业绩不好，基薪也不会受到影响。”

　　长期研究国资监管的许保利指出，央企高管薪酬不透明是一个大问题，除了国资委，公众完全没有信息来源渠道。“之所以保密，”许保利分析，“一是因为国企间差别巨大，如果全部披露，可能引起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企业高管的不满；二是担心可能引发公众对高薪的质疑；三是鉴于国企机关化、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一些与国企高管同级别的官员或许会心生不平。”

　　要想了解国企高管的年薪，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比如，2010年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出席北大光华新年管理论坛时曾说过，“现在央企高管年收入最多的是中国移动老总王建宙，2007年是133万元。”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2012年208家上市央企年报中，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麦伯良以998万的年薪排名第一，董事长李建红年薪未见披露。中集集团虽不属国资委直管的113家央企，但其两大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招商局集团，均为国资委下54家副部级企业。

　　对高管薪酬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由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产权管理局、收益管理局负责。每年年初，各央企都要与国资委签订经营业绩考核合同，制定业绩目标。业内人士透露，双方常会对业绩目标讨价还价，但“主要由国资委说了算”。

　　这份合同也成为每年年底国资委对各企业的业绩核算的基础。不过，上述业内人士说，一些和国资委“关系好一点儿”的央企年终核算也不全是公事公办，有些企业也会在结果公布前与国资委“沟通”“商榷”，以便完成年初制定的考核合同。

　　“管事”的主要内容则是对国企战略发展方向、投资事项等的审核。国资委规划发展局，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核定，但其间也有细分。如企业向“主业”领域投资，只需向规划局备案；若欲向“非主业”投资，则须由国资委审核批准。许保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种限制，国企目前在主业投资的比例很高，达90%以上。

　　企业经营领域“主业”“非主业”的划分，也由国资委核定。如企业请求变更主业，国资委便根据企业报送的有关材料，决定批准与否。 “其实主业的增减，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企业，”许保利说，“毕竟，最后开展经营的不是国资委”。

　　除国资委“主抓”，中纪委、审计署也对国企负有监管职责。另外，和民企一样，国企也要受到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的统一管理。由于经营领域各异，不同国企还要接受各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比如中石油受发改委、能源局制约，神华集团的主管部门是煤炭工业协会，做进出口贸易的国企则须与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