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里弄新地图”-1949。

　　　　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整理老地图。

　　“再也不买了，再也不买了。”年近八旬的山下和正老人漫步在东京的旧书店，一边嘟囔着“不买了”，一边还是缓缓地掏出钱包。年近八十的山下和正，在1970年代是知名度不输安藤忠雄的东京大建筑设计师，如今，老人家却摆弄起了小东西——在设计灯具之余，把玩着上万张古旧地图。年轻时，建筑设计师山下和正名声在外，现在，他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嗜图如命。最近，老人又收购到一张旧上海地图，为他自己10700多种旧地图的收藏再添一品。

　　由于不久前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老人没能登上前来上海的班机。原本，受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邀约，他应该前来上海，参加“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沪、港、澳记忆工程”会议。虽然不能前来，山下和正还是通过电子邮件，给钟翀发来了许多资料，包括几张孤本地图的扫描文件。钟翀是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在“记忆工程”会议期间，他展示了从1504年到1949年，上海各个时期的地图。他透露，一本《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即将出版。

　　从五条巷子到庞大都市

　　坐在钟翀13楼的办公室里，能看到窗外的上海南站。高架上车流滚滚，舒同体的“上海南”字样依稀可辨。钟翀打开平板电脑给记者看古地图。明弘治十七年，也就是1504年的《上海县地理图》是木刻棉纸墨印的。地图的中央偏上位置，城隍、馆驿以南，绘有上海县衙的方位，标有“上海县”字样，清晰可辨。

　　两个“上海”，一个空间。五百年来的过往，似乎时间都藏在这儿了呢。

　　从这张得自宁波天一阁的古地图开始，到1949年4月上海舆地学社再版的《上海市街道图》，《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精选收录了300多张上海古旧地图，时间跨度近450年。数百年的变迁，每一张地图里，都隐藏着故事。当时间与空间交会在棉纸、连史纸或者其他故纸之上，哪怕从平板电脑上观瞧，无论木刻、石印或者胶印的版本，都映照着岁月深处的过往……

　　仔细查看，地图上的城隍、馆驿、都察院、新泾巡司，乃至浦东的长人乡云云，今日里都还依稀找得到具体方位。而图上清晰地显示出，宝山的位置位于黄浦的东岸，黄浦当时汇入吴淞江，吴淞江的尽头是吴淞口。这张地图绘于“黄浦夺淞”之前，作为吴淞江支流的黄浦，在名号上也与诸多吴淞江支流相同——称作“浦”，而不能称作“江”。

　　“北至苏州府嘉定县界十八里，南至华亭县界十七里，西至华亭县界一百一十里，东至大海五十里。”1504年《上海县地理图》四边有如此标注。如今，当年的嘉定县、华亭县等地界，早已先后归并到上海的行政区划。“明弘治年间上海县域的范围大致为北起吴淞江，也就是如今的苏州河北面；南至南汇嘴中后千户所，也就是如今的浦东惠南镇，以及现在的闵行华泾、青浦北竿山镇、唐行一线；西起淀山湖；东及海滨。”钟翀说道。

　　今天的上海，包含16个区，1个崇明县，面积6340.5平方公里。有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上海共有马路两千多条，这个数字，在500年前难以想象。

　　1504年，也就是明弘治十七年的《上海志》，仅仅记载了城内的5条道路。时隔20年之后的嘉靖三年，《上海县市图》中，已经可以看到大量道路的存在。此图中描绘的穿心河、运粮浜等支河的状况，均为后世文献失考。《上海县市图》，为现在的人们了解筑城前上海城市的水系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记录。

　　“有图有真相。”钟翀为记者打开1524年的地图，说道，“从1524年的《上海县市图》，我们可以看到筑城之前上海城市的基本布局，当时县市内的多数街巷可与近现代上海老城厢内的道路对应起来，城内主干线的分布网络已经形成。有了这张图，我们可以运用城墙拆除、填浜筑路之前的大比例尺近代上海实测地图来作为底图，两相比照，从而绘制精确的早期上海历史复原地图。”

　　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天香》，开篇就写到了上海嘉靖筑城的光景。而根据1524年也就是嘉靖三年以及之后年代的地图，嘉靖筑城对上海变迁的影响，也就有切实的线索可以依循。

　　按照科学划分，这些近代以前未经精确测绘而画就的古地图，被称为古舆图。朝代几经更替，舆图几经换稿。

　　“前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绽放出华丽的市镇文化，在此过程中，县城无疑起到了地方经济的中心枢纽功能，不过，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对此类县市历史形态的演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能够绘制出复原地图，就能揭示中古以来江南水乡县市的演化规律。”钟翀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地图会说话

　　上海开埠之后，租界纷纷划定。然而，根据钟翀的研究结果，从1845年到1855年，西人在上海的地图绘制，尚未全面展开。这一时期，外邦所制上海地图，留存至今的以英、法、美三国的外务机构绘制的为多，如法国外务部已公开的《上海城市(城厢北部)与港口平面图(1843年8月23日)》、《法租界图(1851-1853)》等，并且这些图都系粗略绘图，没有经过实测。

　　直到18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小刀会、太平天国等的兴起，兵祸连连，苏、浙等地居民大量涌入上海，同时内外资本进入，导致城市急剧扩张，运用西方实测技术的近代城市平面图在此际应运而生。

　　在一幅绘制于1849年的《Map of Shanghae》(上海地图)上，记者看到当时英租界中还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河浜，十几幢英美建筑主要聚集在第一跑马场以东，租界北面的苏州河上甚至还没有桥梁。

　　“1850年前后，英国侨民霍格、吉勃等5人组织跑马总会，在现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界，以每亩不足10两银子的价格‘永租’土地81年，开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跑马场。此时距上海开埠还不到10年。当时跑马场跑道直径小，骑手经常把马骑到外面的泥石路上，时人把这些路称作马路。这便是后人称城市街道为马路的缘由。” 朱争平的文章《老上海的跑马场》曾如此写道。

　　“租界开辟初期，苏州河两岸变化相当缓慢，但到咸丰同治年间，却迎来了发展的契机。由于战乱，大量附近省份的居民涌入上海。地处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迅速扩展开来，这时在苏州河口已经出现了第一座桥梁——威尔斯桥。到1873年，苏州河上已有三座桥梁，市域正在往北、往西推进。”翻阅一幅幅地图，钟翀引记者探寻到上海开埠之初的岁月。

　　从地图上显示出，上海后来还出现过两个大型的赛马场。一个位于如今浙江中路南京路，当年占地170亩，谓之“第二跑马场”；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跑马厅，占地400亩，位于如今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带。

　　从当年跑马场一而再再而三的拆迁，也能看出市场的作用。第一跑马场从1851年开始娱乐性赛马，前后共赛了7次。后来因为地价飞涨，跑马总会于1854年高价售出第一跑马场的土地，用出售换来的银子到偏远一点儿的地方造第二个跑马场。相当气派豪华的第二跑马场仅使用了7年左右，于1861年前后又被高价出售。1862年，跑马总会在英国驻沪领事的支持下，又占地400多亩辟筑第三跑马场。如此炒地皮的手段，在无言的地图上都留下了痕迹，也记录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

　　同样，通过绘于1901年的《重修上海县城厢推广租界地理全图》(日本东洋文库藏)，可以看到1899年英美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后，上海租界及上海县城的全貌。将1910年初版的《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与其民国初年的再版图对照，则可以看出1912年到1914年间的上海老城厢城墙拆除，以及20世纪初的大规模“填浜筑路”等引起的变化。

　　与快速变化的阶段不同，有些时间段，一些区域在地图上的变化并不大。钟翀向《新民周刊》记者感慨：“我们看1949年的地图，其苏州河区域的道路网与街区格局，与如今对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已经成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中，重新构筑的近现代都市肌理，以其旺盛的侵润性和生命力，快速蚕食着苏州河两岸的古老田园，使它自身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象征。”

　　翻检钟翀手头的古旧地图影像，能发现日本人所绘居多。钟翀告诉记者：“《清国上海全图》是最早由日本人所绘的上海地图。在1873年，登记在册的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人，只有十多人，他们却开始绘制地图。自此之后，日本人绘制的上海地图，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居海外诸国之首。”

　　作为曾在日本留学多年的学者，钟翀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介入最深，而中国许多方面也在学习日本。他举例说：“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地图等，要拿到日本去印。商务印书馆早期甚至曾吸收日资，以改进印刷。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的出版，标志着精确的大比例尺实测上海城市地图开始登上舞台。”

　　一份1918年3月由日本堂书店出版的《最近实测上海地图》，则是日本人绘制上海地图中的一张怪异作品——它不是有规则的四边形，而是呈不规则的十二边形。原来，这一标注着日本年号“大正七年”的上海地图，于三月三日印刷，三月十日发行。在测绘之初，没有收录淞沪铁路沿线诸如横浜桥，南市以南诸如法国自来水厂、高昌庙等地。由于城市发展迅速，等地图即将出版上市之前，日本堂书店将虹口、沪南的相关内容补充进来，印刷了两个矩形补充到大图上，按比例粘贴在一起，就成了上市时的奇怪模样了。由于比例尺的关系，龙华寺甚至标注到了地图边框以外。此图当时的定价是“五十仙”，“仙”相当于分币单位。

　　得来还要费功夫

　　不管是古舆图，还是通过科学测绘手段绘制的近代地图，在市场上早已是升值潜力巨大的投资品。

　　今年5月3日，在杭州2014年西泠春拍上，一批中文发音标注钓鱼岛的西方古地图，就以36.8万元成功拍卖。去年6月，一幅明代的《蒙古山水地图》亮相北京保利春拍，当时的估价是8000万元。然而，在研究者眼里，更重要的是，古旧地图是重要的人类记忆，其不仅有收藏升值的价值，更记录了一地之地理变迁、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基础史料，而且其所显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信息，乃至测绘科技、印刷文化等丰富内涵，也大量辐射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日本历史地理学者小岛泰雄甚至说：“倘若单纯着眼于测绘技术，而忽略了古旧地图的近代要素与文化内涵，如从木刻到石印这样的近代印刷革命、测绘者与民众对测量与制图正确性的认识及审美观的变化、地图贩卖与使用的普及和大众化等现象，则不能深刻理解近代地图的变迁历程和其独特魅力。”

　　就具体的实例来说，在钟翀的论文《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地图谱系研究》中，解析了上海“老城厢”一词的由来。从地图上看，“‘城厢’一词的使用是晚清民初上海城市地图的一大特征，比如1910年版《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此前的上海地图，大多使用强调行政性质的‘县城’等词。随着1914年城墙的拆除，‘城厢’一词也从上海地图上淡出。”因为苏杭等地，在同期的城市地图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所以钟翀认为，“城厢”一词，可作为判别地图制作年代的标志，也是江南城市从行政、军事职能为主的围郭都市，到近代产业化经济都市的浓缩符号。

　　有断代，也有传承。从现今的地图形态中，也能看到当年的影子。1919年以后，开始流行折叠的便携式上海地图。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地图更加向小型化、折叠图册型发展。该种图式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地图的主流，至今在新华书店新书柜台，都能找到此等式样的新版地图。

　　在《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成稿前，钟翀得到的最后一批地图，系今年5月上旬从英国方面得来，由当年在上海的水利工程师测绘。去年，钟翀得到消息说对方藏有一些地图，就通过上海书画出版社与之取得了联系。不巧遇到斯诺登事件，已经开始接洽的双方，关系刹那降至冰点。钟翀发过去的电子邮件，全部被返回来。“直到最近，通过反复沟通，对方才相信我们是在搞学术研究，于是发来了地图的电子文档。”

　　“在日本，许多人拿着老地图到城市中玩，去寻找城市的变化。”钟翀说，“我有一次去德国，在科隆的一处建筑里，女主人同我讲：‘这个房子，威廉一世曾经来过这里，喝了一杯红茶。’”某处故旧已经几番兴废，早不是当年模样，老地图就能更多的起到一种凭栏怀古的作用。

　　钟翀提到，日本许多藏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地图收藏后继无人。“别说几张古地图，就是敦煌手卷都能买到。”钟翀说，“日本一些藏家，一屋子东西。儿子不继承，藏家快要过世时，许多旧书店都会盯上藏品。”

　　现存首张大比例尺实测上海城市图

　　在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洋泾浜北外国人居留地土地规划图》。按图上英文说明，此图系1855年5月由当时的工部局英国工程师F.B.Youel测绘的城市规划图，是一幅比例尺为1：2640的精确实测地图。

　　上海城市地图进化谱系

　　上海的城市地图按时代先后可分：地方志绘图、近代早期外国制城市平面图【city plan】、《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系图、《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系图、《袖珍上海新地图》系图、《最新测绘大上海新地图》系图、《上海新地图》系图这样7类。（记者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