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波出事的，为什么多为支行行长？你有感受到这股金融反腐风吗？”

　　“‘反腐’两字，用在银行系统上，是否合适？”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提问，某股份行长三角区域内的一名支行长未答。迟疑片刻后，又如此反问。

　　不管银行业人士是否愿意，金融业反腐风暴已刮入银行业系统。

　　支行长密集“出事”

　　近期，支行长们密集“出事”。

　　6月15日，原北京农商行平谷支行行长韩立峰，因多次收受房地产公司贿赂共1300多万元，被北京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6月13日，建行浙江绍兴城西支行行长陈惠君，涉嫌非法集资3亿元被警方“控制”。建行称其在被捕前的5月13日已提交辞呈，并获批准。

　　6月11日，安徽阜阳银行一支行副行长坠楼身亡，警方认定自杀但原因尚在调查中。

　　更早前，原工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长吴越，曾收受温州商人林春平的好处，帮林贷款“方便”，搭干股分红32万元。后因林春平“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谎言被拆穿，东窗事发，吴越被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这些仅是不完全梳理公开信息。近期又传出，工行温州分行永嘉支行副行长被当地检察院带走调查。

　　这位被带走的副行长赵某是同事眼里的“能人”。一名曾与其共事过的工行在职客户经理介绍，赵某是80后，“短短两年间从二级支行副行长，上升到一级支行行长。”赵入职工行以来，曾任温州市一支行信贷科科长，瓯海梧埏支行（二级支行）副行长、行长等职务，2012年提拔到永嘉县支行任行长助理，后转为副行长，分管公司业务。

　　“这是曝出的最年轻的支行行长之一。”当地一名知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上月，赵某在湖州市长兴县开会培训期间，被温州市检察机关带走。此事可能涉及其在瓯海梧埏支行任负责人期间，与涉嫌接受客户贿赂、非法集资等有关。目前尚在调查中。

　　支行缘何“失度”

　　为何落马密集出现在银行系统的支行长一环？

　　“我现在虽然在职，但几乎每天过得胆战心惊的。”某股份行温州地区的一位支行长感叹，根据银行的机构设置，支行几乎承载了所有的业务、风险等压力，“责任越重，相对权力也会大。”

　　以温州为例，2011年以来，随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金融风波的爆发，随着监管机构及政法系统对不良资产处理和打击逃废债力度的加强，一批有金融从业人员参与的金融刑事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当地司法机构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年局部金融风波以来，温州至少有50名银行业人士因违法违规被处理。其中，包括十几名银行高管。除了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还涉及违法发放贷款、贷款诈骗、非法经营、职务侵占、受贿等罪名。

　　一名当地金融监管机构人士认为，“国内不少银行还是官场文化，任人‘唯亲、唯派、唯金’”。

　　“一年比一年压力大。”一名原地方法人机构银行的支行长透露，近期不良率抬头超出预期，银行一方面抽贷、押贷和惜贷，一方面贷款总量考核指标却一成不变。这名支行长今年被调换了岗位，等于是降职了。他的月薪已遭腰斩，差别数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对法人机构在浙江的多家银行的调查中发现，银行从业人员薪酬两极分化严重。当地支行长以上，年薪100万者比较普遍；而支行长以下，目前的经济环境，不仅展业压力大，且有时正常的休息时间都无法保证。多名一线业务人士的工资收入，月薪不到3000元。

　　伴随着考核压力，一些银行由于自身对产品设置的创新能力不够，导致对员工的任用讲求能力之外的“社会关系”。

　　“这股官僚之风是应该清清了。”某国有银行浙江省内一家支行行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吐槽”。 由于在信誉、品牌方面的劣势，及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导致贷款需求远胜于存款，小银行“吸存”非常困难。

　　解决之道，一方面是总行将一些地区存款多、贷款少的信贷额度加以调配，以适宜存贷比监管要求；一方面则依靠“以贷拉存”来造血。

　　尤其是支行长层面，为了存款，为大客户鞍前马后地服务。如此一来二往，行长和大客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有时为了帮客户融资，“失度”就水到渠成了。一旦经济低潮，一些打信贷政策“擦边球”的项目资金问题浮现，这批裸泳者就会在退潮时“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