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领域目前存在哪些风险隐患?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防范?24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有关工作情况。此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认为,当前我国金融运行整体平稳,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与此同时,受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业综合经营和业务创新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金融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和传染性有所上升,部分领域的金融风险有所凸显。
风险一
金融结构不合理 信用风险过度集聚于银行体系
人大财经委报告指出,我国金融结构中,银行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到今年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59.5万亿元,占整个金融业的90%以上。随着银行信贷的快速扩张,信用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度累积。
首先表现在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持续加大。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及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持续较快增长,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升”,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到今年4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28万亿元,不良率1.58%。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密集、外向型程度较高的长三角等地区,不良贷款呈加快增长态势。
一些领域信贷风险较为突出。一是产能过剩行业不良率上升。钢铁、光伏、船舶等产能过剩矛盾比较突出的行业,普遍出现企业经营困难、亏损面持续扩大等问题,不良贷款增加较多。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大。三是房地产市场走势不明朗。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一线城市量缩价涨,部分二三线城市商品房积压严重,有的四线城市商品房价格下行,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趋紧,信用风险有所上升。
债券违约风险有所暴露。在银行信贷快速扩张的同时,银行也是债券市场上国债、金融债、城投债等各类债券的最大持有者,债券信用风险也有相当部分集中于银行体系。随着债券市场利率的持续走高,一些债券品种特别是城投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债券信用风险有所暴露。近期陆续出现了11超日债、13中森私募债等违约事件。今年以来,城投债进入集中兑付的高峰期,而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部分债券出现违约甚至集中爆发的风险日益加大。
对策
据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介绍,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已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核查,指导金融机构做好各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和钢贸等重点风险领域和不良贷款快速上升地区的风险排查,做好风险防控预案。稳妥处置个别地区农村商业银行挤提事件、债券和信托兑付违约事件,妥善化解个别县域农村信用社风险。
今后将继续改善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居民住房消费的金融服务。加快信贷资产证券化,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盘活信贷资金存量。加大对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重大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城镇化和棚户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的金融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继续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各类影子银行业务、企业互保联保等风险领域的监测分析,动态排查风险隐患,督促金融机构及有关方面做好各种情形下的应对预案。二是结合财税体制改革,探索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引入社会资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地方政府跨年度预算平衡制度,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积极稳妥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三是按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妥善处置信托、理财等高收益产品可能引发的兑付风险。四是对经营难以为继且产品缺乏竞争力的“僵尸企业”和项目,要实施破产或兼并重组。
风险二
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 流动性风险因素增多
人大财经委报告认为,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额持续较快增长,流动性总规模显著扩大。2013年底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10.7万亿元,是2008年底的2.3倍;社会融资规模17.29万亿元,是2008年的2.4倍。在流动性总量偏大的同时,受多重因素影响,货币市场波动加剧,局部和阶段性的流动性紧张时有发生,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加大。
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也在累积。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竞争日趋激烈,存款增速持续放缓,而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越来越高,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达58.2%,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有所上升。不少银行利用短期同业和理财资金(60%在6个月以内)对接期限较长、流动性差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资金期限过度错配。同时,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快速扩大,但一直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同业资金拆借的期限、额度也受严格限制,流动性风险日益凸显。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不容忽视。美欧日量化宽松政策走向以及退出的时间、进度和方式等因素,将对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产生影响。未来货物跨境贸易收支的不确定性、境外直接投资的趋向变化、对人民币预期变化等因素,也将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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