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目标为什么落实这么难？

　　2014年以来，京津冀等地在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领域力度空前。以经济手段促进治污减排，大幅提升排污收费标准等措施，已在北京逐步实施。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表示，我国治霾总体思路明确，但仍存在落实不力的隐忧，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治理难度超欧美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大气污染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即工业排放、城镇化与机动车文明相继发展，而我国则是三者几十年内同时展开，此间产生了大量污染叠加，这种复合型污染治理难度要超过西方国家。

　　此种污染在数据上有明显体现：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PM2.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显示，有机物、硫酸盐、硝酸盐为主要物质。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硝酸盐主要来自煤炭和油气燃烧，机动车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硫酸盐基本来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在高湿度空气下，转换生成硫酸盐；有机物来自煤炭、石油类燃烧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垃圾焚烧、露天烧烤、生物质燃烧、餐饮油烟、化工生产等。

　　污染复杂性不仅在于其叠加效应，还在于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从而进一步加大雾霾产生的可能性。贺泓带领的科研团队最近发表的论文称，复合型污染条件下，整个大气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下降。

　　“对于第二产业仅占两成的北京而言，机动车污染是‘氮氧化物’的重要来源。”贺泓强调，氮氧化物高浓度共存时，大气对二氧化硫的容量会急剧下降，这对治理雾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落实力度存担忧

　　贺泓等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务院“大气十条”确定的治理思路正确，特别是对京津冀而言，燃煤、机动车、工业排放、扬尘等几大污染源显而易见。“沿此思路治理，绝对不错，但同时存在如何落实的担忧。”贺泓说。

　　记者调研了解到，排污企业应付检查、治污产品恶性竞争是制约当前环境治理的“绊脚石”；而深究企业缘何没有治污积极性，则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挂等深层原因。

　　燃煤烟气净化主要是依靠脱硫、脱硝、除尘。一些排污企业为适应“形势”需要，虽安装环保设备，平日却“束之高阁”，管得严时才用来应付检查，存在覆盖率高、使用率不足的情况。还有企业为节省成本和降低运营费用，不顾环保设备治污效果而盲目追求最低价，或不按设计要求使用设备，“小马拉大车”造成治污难以达到效果。

　　“劣质煤与好煤，一吨价差一二百元，大电厂一天烧煤1万吨，一年价差好几个亿，傻瓜才全烧好煤。”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说，综合各项环保费用，不用环保设备的钢厂一年能省下至少数百万元，大的钢厂能省下一两千万元。

　　按国家标准，脱硫设备能用大约30年，但实际上很多设备用几年就得换，性能根本不达标。北京西山新干线除尘脱硫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猛说，竞标时常碰到“最低价中标”的情况，有时锅炉机械脱硫装置价格差3至4倍，有的报价甚至连成本都不够，导致环保企业恶性低价竞争抢夺市场。

　　此外，燃煤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不配套，标准不统一”问题。贺泓说，电力所用的燃煤约占燃煤总消耗量的50%，脱硫脱硝除尘基本针对这些燃煤，另有近一半的燃煤在钢铁、建材等工业及量大面广的散用上。

　　“我国电力燃煤排放标准居世界最严系列，但其他各行业排放标准参差不齐，如工业锅炉和窑炉的排放立法远远不够，再如水泥企业盈利微薄，标准稍微加严即可引发较大范围倒闭，减排与经济利益、就业致富、社会稳定存在博弈。”

　　同样是烧煤，同样是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不同行业标准不统一的背后，或许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路光杰说，小锅炉与电力行业的脱硫脱硝技术本质一样，但电站锅炉很大，一天能烧1万吨煤，小锅炉一天至多烧几十吨煤，同样的脱硫脱硝，成本差距非常大。

　　路光杰说，电站的脱硫脱硝成本在电厂承受范围之内，但造价1000万元的工业锅炉，配套脱硝1100万元，配套脱硫除尘再加1100万元，“2200万元，一般企业怎么承受！”

　　低效治污亟待改变

　　国家发改委早在2006年6月发布的《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指出，“2003年以后新增的炼钢产能中，经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核准的项目产能不足全部新增产能的20%，绝大部分产能未经核准、环评和科学论证”。

　　曾任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的王汉臣长期调研全国钢铁基地。他坦言，地方环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环保部对地方环保局是“指导”，“环保是公认的花钱产业，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肚皮都没照顾好，哪有精力搞环保？”

　　记者走访华北地区一些县市了解到，不少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前几年承接“污染”产业，到了如今，环境治理成本没有着落。“如果不发展经济，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交代’，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提高百姓生活质量。”河北省一位县级环保部门官员说。

　　业内人士曾预测，2013到2017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投资估算合计约1.75万亿，经济效益预期显著，提供非农就业岗位逾200万。

　　然而，规划并非真实市场需求，一些专业人士对此并不乐观。“环境任务重，环境风险高，并不意味环保需求大。”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指出，需求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推算，各级政府和企业有可能在低成本环保投入上徘徊，这种“先随意上点治污设施”的凑合局面，亟须制度解决。

　　当前各省间存在相似产业的竞争，环境严格执法的背后，确实存在“谁严格谁倒霉”。低成本治污在许多领域成为首选，环境价格市场非但没有真正形成，还很扭曲。提及环保服务类企业生存现状，路光杰说，政府严格标准、到位执法，排污企业才会重视，中国环保服务类企业才有饭吃，“否则就是各家环保企业竞相压低价格、压薄利润，最终丧失研发动力。”

　　此外，民营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市场应用难度也高于技术研发。记者调研采访的多家环境服务类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表示，环境服务类新技术新产品的利用，第一桶金非常困难，许多新技术甚至是“远走他乡”，先发展海外市场获得投资回报。业内人士建议，对于经得起应用检验的竞争力强、技术创新型环保企业，应打破政府采购封闭体系，在政府采购、示范推广等方面优先考虑，使真正的好技术、好产品得到应用推广。（记者 倪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