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的“软实力”。

　　文/金思宇，国资委副巡视员，中国智库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新一轮深化改革推进以来，中央对中国的智库发展高度重视，对建设高质量智库充满期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破解发展难题、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层期待与现实差距

　　自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高层领导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了明确指示，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使命、目标、任务和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述，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指出差距，又表明发展需求迫切、空间很大；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最后落脚点是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当今，正是中国智库顺改革开放之势而为的大好时期，中国智库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然而，与时代发展新变化、与党和国家大局新要求相比，中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与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和作用相比很不匹配。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智库主要存在五个问题：

　　其一，我国智库大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民间智库数量严重不足。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

　　其二，智库工作的独立性相对缺乏，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

　　其三，智库存在人才匮乏、资金不足，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

　　其四，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刚刚起步，阻碍智库发育成长的体制机制上的藩篱较多、不活不新。

　　其五，国际智库机构间交流与合作不够，政策研究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总体而言，中国智库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能力、研究质量和水平有限，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不高，传播力、影响力还不大。为此，要在以下方面加快中国智库的改革创新。

　　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为目标

　　要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这个世界经济治理格局大变革的时代和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历史赋予智库的使命愈加光荣，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批示，对中国智库来说，既是发展的新机遇、新环境，同时又是新挑战、新压力。

　　因此，探索新型智库的建设思路，一定要“上层次、开思路、干实事”。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从更好地服务中央工作大局的角度，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积极破解发展难题，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心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道路。通过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力争为各级党政组织及各类经济实体的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开放高效为建设思路

　　要以更加开放、更有效率的新思维，积极推进“国家新型智库建设创新工程”建设。

　　一是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为中国智库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条件。

　　二是大力发展民间智库组织，坚持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条腿”走路。

　　三是民政部门要创新管理思路，对我国各类智库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

　　四是中国各类智库既要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又要充分认识我国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异。

　　五是建设新型智库要把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责定位。必须遵循世界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内在规律，符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符合国情、党情、社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当前，应该加快研究制定建设中国“一流智库”中长期发展规划，争取用5～10年时间构建起综合优势明显、决策服务能力突出的政策研究体系，形成机制充满活力、程序严格规范的管理体系，建设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国家治理机构的核心智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咨询的权威机构、国际一流智库。

　　以创新机制为重点

　　要以兼容并包、改革创新的精神，在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要借鉴国外一流智库的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通过吸收、改制、创新，逐步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高效、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智库运行新体制新机制。

　　其一，建立高质量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研究任务的保障体系。紧紧围绕中央领导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准确把握决策需求、快速组织开展研究、提高成果质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务保障程序。积极探索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的新思路、新途径、新载体，建立完善适合中国国情而又有别于外国智库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着力解决经费来源和管理问题，把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分开，确保中国智库运行独立、规范有效、富有特色、充满活力和广泛影响力。

　　其二，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在做好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问题导向和趋势导向相结合、独立性和包容性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外交问题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同时，要依托讲政治、高水平、善宣讲的专家队伍，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着力提高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

　　其三，建立灵活有效的科研组织机制。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根据课题需要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所有制课题组，集中优势力量并有效整合国内外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

　　其四，形成竞争导向的科研评估机制，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发挥智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优势，探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着力提升评估的规范性、正确性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优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以不拘一格组织人才为基石

　　要大力网罗智库人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队伍和能力建设。

　　一是要营造各类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忠心报国的良好环境，不拘一格降人才、选人才、用人才，进而不断增强中国智库的人才吸引力。

　　二是加强决策服务和专业能力建设，打造高层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队伍。智库研究担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研究人员必须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价值观。

　　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全局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学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和收集各类情报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说套话、空话、假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是坚持开门办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或课题组成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顾问委员会、各领域顶尖专家库、访问学者研究制度。

　　四是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智库建设要求，不断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提出科学可行政策建议的能力、推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能力、增强重大政策解读传播的能力。各类智库要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

　　五是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对外交流平台，提升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类智库资源和专业人才的能力，更多地与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企业等共同合作开展重大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对话，开展政策对外解读，广泛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

　　按照世界著名智库美国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也是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以“官办”智库为主。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它们都在当代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智库发展基本情况

　　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智库组织发展较快，尤其是近2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中国的智库总量约500家，仅次于美国(1800多家)，但智库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差距。

　　2013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对来自182个国家的6603家智库按照全球与地区、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别进行了排名，中国共有6家智库上榜，而国研中心入选“全球智库综合排名”前100名。在“全球官方智库排名”中，国研中心在入榜的40家智库中排名第26。

　　对于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而“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的前10强智库，多数是非营利、非政府、无党派的民间组织。

　　现代智库四大作用

　　一般而言，研究者认为，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

　　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

　　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

　　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国家治理的“战略思想中心”

　　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我国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和文件，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

　　最近，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对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402名“战略精英”的调查结果，53%的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成为在东亚最具统治力的国家，43%选择美国，56%的人认为中国将成为本国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同时，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多数专家都支持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这就给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所谓的“重要依据”，因此，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转为强硬”。

　　再比如，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发布了“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这个方案是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条新举措。这是由《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撰写建议方案，并上报中央予以采纳的建议。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