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未成年人，现在更通俗地被称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们，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多数

　　3名非京籍的光背少年几尽残忍地痛殴另外一少年，相关视频在网上流传，蹿红，北京警方30个小时破案。

　　几乎在与此引人关注的网络事件发酵的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3年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报告》(也称白皮书)，对过去一年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统计数据、原因剖析及相关建议作了详细陈述。

　　发布会全程没有提及上述网络事件，关于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那应当是下一次的年度报告重点研究的对象。但是，两者的关联性显然不仅仅是时间落差，报告显示，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引起了司法部门的特别关注。

　　非京籍未成年人，现在更通俗地被称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们，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多数。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近年来的数据已经一再印证。

　　65.3%非京籍

　　据北京高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庭长赵德云介绍，在过去的一年，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数有所下降，共1053人，同比下降约15%。

　　“总体上看，五年来，全市少年法庭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呈下降趋势。”

　　赵德云称，去年北京法院依法妥善审理了一批重大敏感案件。他专门提到了一度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因部分被告人身份特殊、案情敏感，一度成为网络点评率在全国排名第一的案件”，两级法院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理，“得到网民的普遍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治周末记者拿到的白皮书里称，在过去的一年，北京未成年罪犯“四高”特征依然明显：男性罪犯以及16岁至18岁年龄的罪犯都高达九成以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罪犯接近80%，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占65.3%。

　　报告没有提到犯罪主要集中的类型。据北京市一基层法院少年庭法官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未年人犯罪比较常见的是故意伤害、盗窃、抢劫、寻衅滋事等案件。

　　赵德云专门介绍说，2013年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犯罪形势严峻，这类案件占全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统计显示，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刑事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比例较高，约占80%；二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易遭受性侵害；三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相识程度高，常利用师生、老乡、邻里等关系，接近被害人实施作案；四是犯罪手段比较隐蔽，多采用哄骗、恫吓、威胁等手段，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控制。”

　　出自“问题家庭”

　　北京高院调研发现，几乎每一个“问题少年”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报告称，大部分未成年侵权人或罪犯的家庭存在过分溺爱、姑息纵容的情况，有的监护人甚至与孩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此外，单亲、离异重组等结构不稳定的家庭子女更容易出现偏激、矛盾、失望、仇恨等情绪，严重者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外来流动未成年人通常工作、居住、生活不稳定，一旦陷入就学、就业失败或者缺乏生活保障等不利境地，往往会增加违法犯罪的几率。”

　　报告特别注意到了非京籍“问题少年”的监护缺失问题。

　　尤其独自来京谋生的未成年人，他们过早地脱离了父母的监护，远离家乡，“在巨大的经济落差和物质诱惑中容易迷失自我，走上犯罪的歧途”。

　　审理案件的法官发现，他们常常难以跟这些被告人的父母取得联系，因为这些父母本身也常年在外打工，或处于离异分居状态，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这既影响未成年人相关诉讼权益的行使，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赵德云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看来，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大城市里的犯罪机会更多；二是外来人口各方面受到的歧视产生的失衡感。

　　皮艺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虽然城市的防控手段比农村要强得多，但由于经济差距大，犯罪的机会也更多；而外来人口也会受到一系列的社会歧视，例如没有当地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例如经济地位不同受到的歧视以及现实中司法不公导致的歧视。

　　“我们不难观察到，现实中如果一起案件发生，在来自农村的孩子和来自城市的孩子中，往往来自农村的孩子更容易被怀疑，更容易被抓到看守所，更容易被判刑。”皮艺军说。

　　“会有相对剥夺感，他们(来自农村的孩子)认为他们同样有一双手，同样努力工作，却仍与当地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一系列的歧视和不平衡感使他们更容易倾向犯罪的天平。”皮艺军分析说，“他们觉得这样做(犯罪)，他们也丧失不了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