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2日，南京市市长缪瑞林在南京绿博园参加第四届南京青年奥林匹克文化节开幕式活动。南京原市长季建业2013年10月被查处，2个月后缪瑞林赴任“救火”。缪瑞林当选南京市长前是江苏省副省长，再之前当过宿迁的市长、市委书记，行政经验丰富。 （CFP/图）

　　原标题：“救火”官员的仕途

　　地方党政“一把手”被免职后，“救火”官员往往都有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历，少有一直“坐机关”者被“空降”救火的。

　　这些“救火队长”，从临危受命到获得提拔，时间长短不一，短的两三个月就升职，长的要干五年以上。

　　2014年5月15日，在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被查20天后，青海宣布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担任西宁市委书记。

　　这是王建军第二次担任西宁市委书记了——早在2007年，王建军就已是西宁市委书记，2011年升任省委副书记后，他还继续兼任西宁市委书记一年多，后在2012年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在干部任用中，“回炉”重新担任同一职务的极为少见，王建军的新任命也被解读为具有极强的“救火”意味。

　　近年来，多起影响较大的官员落马、地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当事主官被革职，“救火队长”登场救急。从现实案例看，这些“救火”官员除少数人外，大多数在后几年内得到升迁。回顾这些官员的不同仕途轨迹，不难发现官员任用的些许逻辑。

　　“救火”经历助推仕途

　　因为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临危受命前往“救火”的官员，往往是在被问责官员被免职的同时到任。但像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这类接替落马官员的“救火队长”，一般都在涉事官员被免职一段时间后才会到任。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2年12月被免职，4个月后，2013年4月新任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才到任。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2013年9月出事，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在主持工作3个月后才正式接任国资委主任。原南京市长季建业是2013年10月被查处的，缪瑞林也直到12月才到任代市长。而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2014年4月12日被查处后，至今还没有新的人选。

　　分析他们的简历能看出，这些接替者一般都是“同级提拔重用”，很少有从下级官员中提拔的。

　　张毅接任国资委主任前已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此前担任过宁夏党委书记。缪瑞林当选南京市长前是江苏省副省长，再之前当过宿迁的市长、市委书记，从政经验丰富。

　　虽然“救火”时一般是同级重用，但“救火”的资历对这些官员未来仕途更进一步，多少会有所助益。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勇接替李长江，担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不到两年，2010年8月成为国资委主任，2013年出任国务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上届国务院共有8位副秘书长，换届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只有王勇一人。

　　本世纪以来，重大事件中挑起“救火”重任的官员，大多已获升迁。和王勇一起救“三鹿奶粉”之火的车俊，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两年后，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官至正部。当时由承德市委书记转任石家庄市长的艾文礼，2011年升任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中，普洱市环保局局长吴朝武赴任孟连县委书记，平息了事件。后来“孟连经验”得到中央领导肯定，2013年吴朝武升任云南省信访局副厅级信访专员、副局长，现在各类各级干部培训中，吴朝武经常被邀讲课。

　　2008年瓮安事件中临危受命，就任黔南州委常委、瓮安县委书记的龙长春，2011年升任黔西南州州长，官至正厅，2013年又回黔南州担任州委书记。和他一起去瓮安搭班子任县长的解晓东，2011年升任贵州信访局副局长。

　　瓮安事件中，时任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未受关注，事发当月他被调任贵州社科院副院长，时任贵州农业厅长黄家培接任。黄家培也是基层起家的干部，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出任黔南州委书记4年多以后，2013年升任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

　　这些升官的“救火队长”，从到任到提拔，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是石首市委书记余红星，到任两个月就被提拔为副厅级，2012年就任荆州市政协副主席。什邡市委第一书记左正只工作了3个月就升任正厅级的成都市副市长。原启东市委书记费高云当了6个月的“救火队长”后，于2013年2月升任常州市委副书记，目前已任常州市长。

　　在“救火队长”岗位工作时间较长的，有原安徽阜阳市长孙云飞。2005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有了处理结论，原市长被免职，孙云飞接任市长。工作5年后，孙于2011年升任安徽六安市委书记。

　　官员“救火”之后，一般都会从“救火”时的位置直接提拔到更高职位，一般不会再有“平级调动”之后再提拔。

　　去县一级“救火”的官员往往升迁较快，而往更高层级“救火”的官员，升迁就有难度。

　　目前还待在“救火队长”岗位的是李智富。2010年9月，江西宜黄发生拆迁事件，李智富由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调任抚州市委常委兼宜黄县委书记。2011年5月，抚州临川区发生爆炸，李智富再次救火，出任临川区委书记。虽然暂时未获升迁，但两次救火足以显示对他工作的肯定，生于1962年的李智富在副厅级干部中也算相对年轻。

　　另外，山西襄汾溃坝事件发生后，谢海从阳泉市委书记调任临汾市委书记，目前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委主任。生于1953年的他，是为数不多的未获升迁的一个。

　　谁能“救火”

　　2014年2月，东莞的色情业被曝光后，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杨江华火速“空降”东莞，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有细心记者“挖”出了杨的履历，发现他是个“全能”警察，先后担任过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和禁毒局首任队长，侦破过一系列大案要案。

　　从政经验丰富，是这些空降的“救火”官员共同的职业特征，他们大多长时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地方党政“一把手”被免职后，“救火”官员往往之前都有过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历，少有一直“坐机关”者被“空降”救火的。

　　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仕途几乎都起于县乡，之前都担任过县委书记，有地方一把手的经验，只有少数人只当过县长没当过县委书记。例如2012年7月，四川什邡群体事件发生后，担任什邡市委第一书记的左正时任德阳市副市长，此前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政法委书记职务。

　　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由铜仁地委副专员调任瓮安县委书记的龙长春，此前长期担任过县委书记。新任县长谢晓东也是从基层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后就任宜黄县委书记的李智富也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此外还担任过市委农工办主任，熟悉农村工作。

　　在更高级别的“救火官员”中，从政经验同样被看重。2008年山西发生襄汾溃坝事件后，调任临汾市委书记的谢海此前已在山西阳泉担任市委书记多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出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车俊，在安徽合肥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到河北后先后担任过省委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时，车俊是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的。

　　此外，“高配”往往是救火者的“标配”。“空降”的县委书记大多高配为上级党委常委，少数如石首事件发生后，新任县委书记余红星虽不是市委常委，但很快成为副厅级干部。

　　例外的是山西襄汾溃坝后，临汾市委书记谢海没有高配。但在过渡时期，山西曾派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李政文临时主持临汾市委工作，算是“临时高配”了。

　　“失火”官员今何在

　　虽已年届七十，李长江仍在东奔西走，活跃于“扫黄打非”第一线。5月24日，这位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率队督查山东，受到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郭树清的接见。

　　李长江生于1944年，2008年，因“三鹿奶粉”事件从质检总局局长之位黯然去职。2009年，已到退休年龄的李长江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小组专职副组长。

　　与“救火”官员相比，许多被问责的官员虽先后复出，但受制于“失火”的经历，仕途受到不小影响。

　　2004年阜阳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时任阜阳市长刘庆强于2005年被责令辞去阜阳市长一职，当年9月被重新任命为安徽省环保厅厅长，2010年之后改任巡视员至今。

　　当时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卫生局副局长，很快调任劳动和社保局副调研员，2007年后任副局长至今。时任阜阳工商局副局长杨伟受到了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的处分，但随后就任安徽六安市工商局副局长，2010年又调任亳州市工商局副局长至今。

　　不过2009年后，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当年复出并担任与原来相当职务的几乎没有了。当年6月，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但该规定也要求，对辞职、免职的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及本人的特长，安排适当岗位。这给不少地方为被处理的干部安排一些“临时性”、“非领导”职务找到了政策依据。

　　2009年，石首群体事件发生后，市委书记钟鸣被免职。2010年他被任命为荆州市委秘书长，2011年担任荆州大遗址保护区党委书记，2013年从大遗址离职，现况不详。

　　2010年10月，宜黄拆迁发生自焚事件后，书记县长都被免职，2011年12月，两人双双复出，原书记邱建国任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原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公路局局长。

　　2012年，什邡市委书记李成金被免职后，先是担任德阳市委副秘书长，2013年就任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与这些县级官员复出后还能担任正职不同，那些被免职、辞职的厅级以上官员，复出后大多都担任副职。

　　2008年襄汾溃坝事件发生后，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直到2013年才获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原市长刘志杰也在2013年复出，任省农业厅排名第一的副厅长。在农业厅网站的“领导之窗”栏，7名正副厅长中，唯有刘志杰没有生平简历。因溃坝被免职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班学习一段时间后，2010年1月出任青海省副省长。

　　原石家庄市长冀纯堂在“三鹿奶粉”事件后被免职，复出后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原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复出后担任的职务为河北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因上海胶州路大火被免职的静安区区长张仁良，2011年11月复出任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2年1月兼任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当时同他一起被免职的静安区副区长徐孙庆，目前担任上海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被问责的官员中，比免职、责令辞职更重的还有撤职和降级，瓮安事件中，原县委书记王勤就是被降级，降级7个月后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众多被问责的官员中，原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区长刘丽，是为数不多的复出后又被提拔的一个。2008年12月，她因煤矿瓦斯爆炸被免职。2009年2月她复出担任七台河建设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并在2012年1月升任七台河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