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概念，早在1980年代就曾提出。20多年间，有关区域协同的规划一轮复一轮，专家研究成果也丰富多彩，却始终束之高阁，难以落地。京津冀“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难以迈出步调一致的“协同”节奏。

　　京津冀协同发展究竟难在哪儿？需要突破哪些重大制约瓶颈？《财经国家周刊》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组，历时一个多月在三地采访调研，以问题为导向，求解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路径。

　　采访调研过程中，诸多省市决策官员和长期关注京津冀发展的专家表示，京津冀区域长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市场自发合作的模式又难以壮大，是制约区域“协同”的关键因素。所幸的是，在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获得了多方高度共识，又得到了中央层面的强力推进，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在现实的倒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非常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突破。

　　回顾20多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历史，区域协作的思路被多次提出，专家研究成果也丰富多彩。但与之伴随的，却是“自说自话”的舆论诟病。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采访了多位长期关注京津冀发展的专家，他们表示，该区域长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市场自发合作的模式又难以壮大，是造成协同发展难以落实的关键原因。

　　所幸的是，在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获得多方高度共识，又得到中央层面的强力推进，非常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多年“雷声大雨点小”

　　回顾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历史，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的马海龙介绍，1982年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之后不久，京、津、冀等省市成立的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曾在促进物资协作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此后，随着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区域合作长期陷入低潮。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2004年发改委召开了首次京津冀规划座谈会，京津冀规划编制随后开始启动。此后又开过几次类似的会议，做过几个规划，但都没什么成效。形成僵局的原因，主要是跨省市需要协调的问题太多，如区域范围的划分、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之争等等。

　　近10年来，虽然京津冀三地屡有合作协议签署，却并无实质性推进，政策“雷声大”，行动“雨点小”。

　　著名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在2000年发表的《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一期报告中，就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但时隔多年，这一状态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

　　数据显示，河北省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地区占比逐步下降，从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0年的46.9%。与之相关的政府财政收入、人均GDP等指标，与京津的差距也在扩大。

　　此外，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反映出人口分布的不平衡，2000 2010年期间，北京、天津以及周边的河北省的县市区，人口进一步集聚发展，而河北其他地区人口增长相当缓慢。

　　吴良镛先生认为，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在产业竞争与合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多重因素制约区域协同

　　接受采访的学者大多表示，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诸多难题，如观念不统一，发展落差大，行政壁垒多，等等。但有两个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其一，三地是独立行政区域，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所主任吴唯佳说，京津冀三地尽管联系密切，但均是独立的行政区域，出于对地方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考虑，始终难以站在区域和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大气环境治理、水环境渤海海洋环境的保护等跨流域、跨地区的协调工作，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多年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专注自身发展，难以顾及与河北等地的协调。北京在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基地，2015年汽车工业产值在国内省市和主要城市排名进入前列；天津则专注发展滨海新区，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

　　其二，京津冀市场化程度不高，“自下而上”的协作模式难以壮大。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说：“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无法照搬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模式。”与珠三角、长三角民营经济活跃、市场化水平高、在市场导向下促进区域合作有所不同，京津冀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以国有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力量相对较弱。

　　首都经贸大学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祝尔娟曾表示，京津冀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技术和资金门槛都比较高，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跨入这些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一直以来，“自下而上”、由市场和社会推动的区域合作，在京津冀地区进展缓慢。

　　“协同”突破的历史机遇

　　专家们表示，如果说过去三地合作缺乏一些“诚意”，那么当前出现的环境治理、空间布局、人口疏解等难题，让各方无法再等下去，必须通过合作解决自身问题。加上中央层面的强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是一系列现实问题倒逼京津冀三地紧密协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管清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都认为，一直以来，河北在京津冀中的态度最为积极。但现在，北京作为首都的各种功能过度集中，大城市病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阶段，靠自己是很难解决的，它的出路是走向区域，要靠北京、天津、河北紧密协作才能解决，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其次，京津冀地区承担经济转型增长的历史责任。

　　天津市社科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是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而京津冀三地已分别在高新技术、高端制造、重化工业等领域完成了优势积累，有能力也有责任打造创新发展的示范区。

　　管清友则表示，珠三角、长三角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在外需明显下滑的态势下，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因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十分必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突破口，是国家的长期战略。

　　此外，自上而下的决心是协同发展的最大推力。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等专家认为，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三地终于表现出新的姿态与决心。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遇到的历史机遇。(记者 徐岳)